【推荐】朱学渊：匈奴民族的血缘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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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和《后汉书•南匈奴列传》问世，中原社会对北方民族才有了较系统的了解。“匈奴”被认为是秦汉两代“北方诸族”的代词，而近世历史语言学者，普遍认为匈奴是突厥语民族的祖先。事实上，匈奴民族的血缘和语言还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而它与入侵欧洲和南亚的Hun人的关系，也亟需辨证。

中国北方诸族之裔呈通古斯、蒙古、突厥三大语族并存的局面，是在上古语言复杂的生态上融合而成的。以匈奴之庞大，其语言和血缘必然混杂；说它是一个多血缘多语言的部落联盟，或许更为恰当。而把两千年前的整个中国北方说成是单一的“匈奴语”或者“突厥原语”的世界，那就不仅违反了事实，而且违反了人类语种逐步减少的历史。

司马迁记载的匈奴，不是最初称霸的匈奴部落，而是它立国后的广大属族，或不妨谓之“广义匈奴”，本文以为匈奴民族的语言更接近蒙古语和通古斯语，而它的统治部落，或曰“狭义匈奴”的血缘和语言，可能含有更多通古斯系成分。

•匈奴民族的内涵

《史记•匈奴列传》开篇即说：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

学界对此中的族名至今没有准确认识。其实，“夏后”就是“回纥”的中原祖族；秦汉时“唐虞”指今晋、陕北部，“唐虞以上”当是河套地方，其时“山戎”“猃狁”“荤粥”正在那里游牧。“唐虞”本身是一个族名，宋元年间西夏民族被称为“唐兀惕”，与之相关的甘青安多藏族近年还被称为“唐古特”。“山戎”就是“乌桓”或“乌洛浑”的意译，而“猃狁”和“荤粥”分别是“室韦”和“弘吉[剌]”；

《匈奴列传》述有春秋时代戎狄民族的分布态势：

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緜诸、绲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

因此，“晋北”“燕北”“河西”“陇西”都为他们盘踞；乃至发源周、秦两代宗室的“岐、梁、泾、漆”，也是戎狄之地。

传统学术常以语义解释戎狄族名，如“赤翟，尚红之戎”，“白翟，尚白之狄”。那么，“荤粥”就是“食肉粥之族”，“党兀”该是“结党营私之胡”了。我作此夸张之辩说，是为突显以汉语字义释戎狄族名的荒谬。北方民族的族名语义，大部分应该从夷狄语言来认识，“山戎”是“乌桓”，即是一例。

貌似“东方之胡”的“东胡”，也是很艰深的族名问题，隋唐或隋唐之前，“东”“同”这样一些字的尾音n或ng并不明显，读来如“屠”“独”之音，“东胡”“东郭”“东阿”与“独孤”“屠何”“徒河”“大宛”“大夏”等姓氏族名地名，可能都是与族名“达斡尔”或“吐火罗”（玄奘作“睹货逻”）有关的。

如果注重研究司马迁择列的这十几个部落名的读音，它们与后世北方民族族名的对应就比较清楚：

赤翟 即“车臣”；
白翟 即“博尔吉”；
由余 即“回纥”，（循yu-yu读u-u的规律）；
义渠、乌氏 即“兀者”或“月氏”；
緜诸 即“满洲”；
绲戎 即“浑”；
翟豲 即“昭武”；
大荔 即“沓卢”“同罗”“吐如纥”；
朐衍 同地名“居延”，疑与“呼延”有关系；
楼烦 即“陆浑”。

唯“林胡”无类音族名对应，然稍解其意，则豁然释通。清代学者何秋涛首先辩出满语中“窝集者，盖大山老林之名”（《朔方备乘》）的语义，故尔通古斯族名“兀者”（音同“ 窝集”）当是“林胡”。此言也有旁证，匈牙利语“林中人”适为erdész。

“东胡”“乌桓”属鲜卑系民族，“兀者”“满洲”属通古斯系民族。而突厥语“浑”（qun）是“太阳”，“呼延”（qoyun）是“绵羊”；“吐如纥”即是匈牙利姓氏Torok，是“突厥人”的意思。因此，“浑”“呼延”“吐如纥”可能是突厥系部落。

统治匈奴则可能是一个通古斯部落。《汉书》有冒顿单于的自述，那是刘邦死后，冒顿单于写了一封向吕后求爱的信，其云：

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匈奴民族是在冒顿时代兴盛起来的，认识冒顿的身世，对认识匈奴统治部落的血缘，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望文生义“沮泽”是“沼泽”，而“平野牛马之域”的游牧天地，又何来泥泞的水泽呢？其实，“沮泽”（疑即“沮渠”）就是族名“女直”（ju-ji）。冒顿既为女直中人，“冒顿”（mo-do）也不难诠释，《北史•勿吉传》曰“渠帅曰大莫弗瞒咄”；《新唐书•黑水靺鞨传》云“其酋曰大莫拂瞒咄”，“冒顿”当是通古斯酋长号“瞒咄”也，匈奴民族乃是由一个通古斯“女直”部落发迹而形成。

我们多次注意到，“月氏”“乌孙”就是通古斯族名“兀者”“爱新”；而“乌兹别克”是“月氏别克”。今次我们又认识到领袖匈奴的是“女直”部落，因此匈奴将月氏、乌孙逐出河西走廊，实际是以“女直”“爱新”“兀者”为首的部落联盟间的斗争和迁徙，而通古斯民族是东北亚土著的传统见解，也就大大地需要修正了。

•匈奴语中的多语成分

从族名上来看，匈奴民族里包含了鲜卑、突厥、通古斯诸血缘部落。血缘的长期融合，又导致语言的错杂。具有通古斯族名的部落，也可能是说蒙古话或突厥话的，反之亦然。匈奴民族血缘的多元性，在语言上也可以得到证明。汉籍记载的匈奴语仅是“单于”“撑犁”“孤涂”“阏氏”“居次”头曼”“屠耆”“瓯脱”“若鞮”几个字而已。然而，它们却费尽了各国学者的智慧和心机，其中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成就最大。

《汉书•匈奴传》说的：

单于姓挛鞮氏，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

介绍了“单于”“撑犁”“孤涂”三个字的“酋长”“天”“儿子”的语义。

“撑犁”显然是蒙古语的“天”字tangri（“腾格里”），汉语“天”和“青”（“天色”）二字，就是“腾”和“撑”的转音，它们既是汉语中的北方民族语言成分，也是蒙古语民族祖先是从中原出走的证据。

“孤涂”一字的究析，须明“孤”的读音。古代“孤”（gu）“狐”（ghu）是相通的；《汉书》的西域“狐胡国”（“回纥国”），《后汉书》作“孤胡国”。而将“孤涂”读“狐涂”，其语属也就明确了。约一百年前，欧洲学者就发现西伯利亚通古斯部落语的“儿子”为kutu、gutu、uta、utu、ute等字，白鸟库吉由此达成将匈奴“视为通古斯族，则问题容易解决矣”的结论。今查鄂伦春语之“儿子”一字确为ut'er，白鸟氏的见解非常有道理。

“单于”过早就被人训读作chan-yu，后人一味因循这种误导，就找不到它的语源了。蒙古语的“酋长”是darga，“广大”是delger，两字读音很接近，有传译者说“单于广大之貌也”，虽是传讹但揭示了它的蒙古语的语源。法国人伯希和认为darga是汉语的“达官”，后来才传入蒙古的，其实很不然，蒙古语比汉语更古老。而蒙古语g音常转读腭音gh，进而转为u。若将“单于”读作da-ghu或da-u，它的蒙古语源就更清楚了。

“居次”出自《汉书》“昭君出塞”的事迹，王昭君后宫寂寞，自愿出塞和亲，她先嫁呼韩邪单于，号宁胡阏氏，生有一子伊屠智牙师；老单于死，复株累若鞮单于立，“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此中“居次”一字，是突厥诸语“女儿”一字kiz无疑。

“阏氏”是“夫人”，这个平常的戎狄中字却又被传统学术误导一番，唐代《史记索隐》引了一个出处不明的说法“匈奴名妻作‘阏氏’，言其可爱如烟肢也。阏音烟”。根据这个随意的附会，“阏氏”竟被训作“烟肢”，中国学术之落后，可见一斑。其实，将“阏氏”读作“於支”（u-ji），它与满语“福晋”（fu-jin或u-jin）的关联就立即显现了。

“瓯脱”出自《匈奴列传》“东胡……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的记载。我以为它就是游牧民族的“帐幕”或“蒙古包”，该字蒙古语谓chachir，（通译“察赤儿”），土耳其语谓chadir或otag，后者正是“瓯脱[格]”

“头曼”是数词“万”。满蒙二语“万”均为tuman，而突厥语只有“十千”（on min）。春秋宋国末代诸侯“宋景公”亦名“头曼”，宋王室是商纣王的后裔，商人是东夷，tuman出于东夷——通古斯系语言的可能较大，但也不能排除出自“蒙古原语”的可能性，但它至少不会是出于突厥语的。

“屠耆”来自《匈奴本纪》说的：

匈奴谓‘贤’为‘屠耆’，故以太子为左屠耆王”。

蒙古语之“历史”为“屠兀”（tuuh），“历史学家”即是“屠耆”（tuuch），而汉字“贤”或许是“聪明能干”或“知识丰富”的意思，上古部落酋长身边提供决策咨询的聪明人，可能就是知晓前人经验的“史官”。春秋诸侯国里的“左史”和“右史”，在匈奴即是“左屠耆”和“右屠耆”，都是中原原始社会的遗迹。至于“太子为左屠耆王”，是匈奴已经由原始形态的“任人唯贤”，转化为“任人唯亲”的权力社会了。

《汉书》说“匈奴谓孝曰‘若鞮’”。“孝”是中原农业社会的文化辞，在其他的语言中很难找到准确的对应，而之于“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贵壮健，贱老弱”的匈奴民族而言，更没有实际的意义，因此我们就不予讨论了。

综上所述，以近代阿尔泰语的状况来解析古代匈奴语，八个匈奴语字分属于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

突厥语： 居次、瓯脱，
蒙古语： 单于、撑犁、屠耆、（头曼），
通古斯语： 孤涂、阏氏、头曼。

看来，匈奴语的这三种语言成分似无主次之分；说匈奴语是后世突厥语一家的祖先，实在是太过于草率了。当然，我们所说的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是今天的语言表象，它们是从非常复杂的上古部落语言融合而成的，譬如“头曼”究竟是蒙古语，还是通古斯语，就很难判断。

而“匈奴”之名何来？是颇难以回答的问题，至今没有发现有北方民族族名或适当的与之相关。四、五世纪欧洲出现了Huns，南亚地区涌入了Huna，它们都是来自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故尔“匈”确实是与Hun有关联的。有人类学者认为，民族的族名往往是该民族语言中的“人”或“百姓”一字；因此，蒙古语的“人”字hun就是“匈奴”的“匈”，自然是一个较合理的猜测，但也仅仅是一个猜测而已。

•结束语

“匈奴”影响过世界，故尔东西方无不对它予以关注。但是，中国学术记载了匈奴，却无力研究匈奴，甚至还提供了若干误导，如“单于”和“阏氏”的错误音训。然而，世间没有一个民族的前人没有说过错话，但也没有一个民族的后人，象中国学术这样偏执地 “承古训”，乃至前人的错误成了后人的枷锁。认识匈奴民族要多方着手，而语言研究可能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手段，这就要求我们以非常勇敢的精神来审视中国学术的已有成果。

匈奴民族无疑是血缘混杂的，东胡、月氏在它的两侧，林胡、山戎曾经是它的臣民。从不多的语言信息来看，匈奴语含阿尔泰语系诸语（通古斯、蒙古、突厥）的成分，说它是突厥语民族的祖先，是一个误判，拙著《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也曾经循了这种说法，看来都须予以修正。总的来看，它的人种和语言已经接近后世蒙古民族的形态；又由于通古斯部落是它的统治集团，其核心部落的语言可能更偏向于通古斯语。

二〇〇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初稿
二○○六年二月十九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