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當務之急——在大陸搶救繁體漢字

teddyma

當務之急——在大陸搶救繁體漢字

張贏中

《文字是人類文明程度的標識》

人類進化的重要里程碑之一是語言的出現，它使得人與人之間可以互相交流心得體會，於是人的知識範圍便得到了大幅度的擴展。下一個更重要的里程碑是文字的出現，它使得人們可以將上下數千年、中外幾萬里的知識、經驗集於一身，從而開創了世界文明迅速發展的時代。

正因爲如此，文字的優劣，既關係到一個國家發展的前途，也展示出一個民族文明的程度。完善、嚴謹、優美的文字體系，必定相對于高度文明的民族；相反，使用粗陋文字的，則是還處於蒙昧階段的人群。

《繁體字是完善嚴謹優美的文字體系》

我國是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我國的文字從殷商的甲骨文、兩周的鐘鼎文，經過無數祖先的創造和研究，發展到“繁體字”時，已經形成了一套以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等“六書”爲構成原則的、完整嚴謹的體系。

在許慎的《說文解字》中，對漢字的構成原則講解得非常清楚：所謂“指事”，就是用一望而知的符號，來表達所指的事情，例如“上”字和“下”字；所謂“象形”，就是仿照所指物件的形狀來造字，例如“日”字和“月”字；所謂“形聲”，就是說一個字中既有表明意義的部份，又有指示讀音的部份，例如“江”字和“河”字，其中“水字旁”是意義，“工”和“可”則是讀音；所謂“會意”，就是說用幾個字組成一個新字，根據組成它的幾個字，可以領會出這個新字的意義，例如：“止”、“戈”二字，組成“武”字，“人”、“言”二字，組成“信”字。

正因爲繁體字是按照這些非常合理的原則制定的，所以無論是一個偏旁，或一個字元，都有它的作用；讀音（或意義）相近的字，則往往具有某個相同的字元。這就使得某些字可以望文生義，某些字能夠觸類旁通，在閱讀長篇文章時，更有一目十行的可能。

繁體字的字形雖然比較複雜，但淺近的字，筆畫卻並不多，如給兒童啓蒙的字：“上、大、人、孔、乙、己、……”等，筆畫就很少，隨著所表達意義的深入，字的筆畫也逐漸增加，因此這種筆畫的多少也是很科學的。

另外，中國的方塊文字，又有她的獨到之美：優雅的詩詞、絢麗的駢文、風趣的對聯、雄健的書法等，就因爲依託了“一字一音、大小相同”的方塊字，才能在聽覺、視覺等各方面都到達高度完美的境界。

因此說，由中華民族無數代祖先心血凝成的漢字，是一種完善嚴謹而優美的文字。她是我們民族的傳世之寶，是我們民族高度文明的標誌，也是我們民族的驕傲。

《簡化是文字發展的規律》

文字的發展，必然是朝向更簡易、更方便的方向。從這一個意義上說，目前的“簡體字”有它的優點，優點之一，是能夠提高書寫速度，尤其在電腦沒有普及的年代裏，它使得寫文章和記筆記的速度提高了不少，爲人們節省了很多寶貴的時間。現在雖然電腦已經比較普及，但在可以預見的年代裏，既不可能人人有電腦，更不可能時時處處帶著電腦，所以，在日常生活和工作學習中，用簡體字來記錄或書寫，仍舊是很有益處的。

簡體字的另一個優點，是有利於掃除文盲。因爲對於成年的文盲或半文盲而言，他們的記憶力已經不是很好，一般還都有繁重的工作負擔，要學習是很困難的。只有筆畫少、簡單的字，才容易認、容易寫，因而也比較容易記憶，於是他們才有可能較快掌握若干常用的漢字。

因此，適度推行簡體字確有一定的好處。

《“簡體字”不宜作爲國家標準文字》

但目前大陸通用的“簡體字”，雖然簡化了文字，卻存在很多不足之處。

首先，因爲無法用較少的筆畫重新組建出幾千個不同的漢字，所以在制定簡體字時，對很多複雜的字，並未予以簡化。因此，如今所謂的“簡體字”，只是繁簡摻雜的一個“雜拌”。

同時，“簡體字”爲了盡力減少筆畫，於是對字義、讀音、字與字之間的聯繫等就都不予考慮，因此，它雖然具有方塊字的形象，卻不再有望文生義和觸類旁通等特點，某些情況下甚至還會引起混淆。

下面，用幾個實例，說明簡體字的某些不足之處：

繁體字中，“罈”字是個形聲字，它的左半邊說明這是一種陶器，右半邊指出它的讀音是“覃”。它和“潭”、“譚”、“覃”等字讀音相同，所以大家都有一個相同的字元“覃”，因而認識其中一個後，就可以觸類旁通地讀出其他幾個。

“壇”、“檀”二字與上述情況相仿，但“壇”字的左半邊說明它是用土築成的。

在簡體字中，把“罈”、“壇”二字“合併簡化”成了同一個“坛”字。這個簡體“坛”字，它右半邊的“云”字，既不能標明字的聲音，也不能指出字的意義，除了筆畫少以外，一無用處。

上述“罈”字右半部的字元“覃”，被簡化成了“云”。但獨立的“覃”字，假如也這樣簡化，豈不要與“云”字“撞車”，所以只好維持原狀不簡化。其他如“潭”、“譚”、“檀”等，也沒有簡化，於是，“坛”字與這些讀音相同的字，就不再有共同的字元，它們之間也就不再有觸類旁通的可能。

同時，因爲將“罈”、“壇”二字“合併”成了同一個字，於是就可能發生混淆，誤將祭天的“壇”認爲是盛酒的“罈”。

如同“坛”字一樣，很多簡體字中都採用了“又”、“云”之類筆畫少的字元。例如將“鄧、對、歎、歡、雞”簡化成“邓、对、叹、欢、鸡”。因爲這些字中都有一個“又”字，就容易讓人誤認爲它們的讀音或意義與“又”有關，或認爲這些字之間存在某種聯繫。

有些一看便能“會意”的繁體字，在簡化後，“會意”條件就被破壞。例如繁體的“鳳”字，一看便知道是某種鳥。但簡體字的“凤”，中間是個“又”字，這就怎麽也猜不到它會是隻鳥。

還有些簡體字借用了古字。古字本來有它的意義，但經這一“借”，也就變得沒有意義了。例如古“医”字的意義是“盛弓弩矢器”，的確，這個字的樣子，就是個裝矢（箭）的容器。但當把它“借用”來作爲“醫”的簡體字時，卻不再有任何意義可言。

有些字在簡化後，在形、音、義上都與原字毫無相似之處。例如將“聖”字簡化成“圣”，（古字中的“圣”，讀音爲“窟”，意義是“致力於地”）；又如將“龍”簡化爲“龙”，（古字中無此字，但有一個與此相近的“尤”字加三撇的，讀音爲“茫”，意義是“犬多毛者”）。像這樣毫無相似之點的簡化，給熟悉繁（簡）體字的人，在閱讀簡（繁）體字時，增加了極大的困難。

此外，在簡體字中，有很多字的字形非常接近，以致有時難以分辨，如“儿”和“几”、“归”和“旧”、“拔”和“拨”，而這種情況在繁體字中是很少的。

綜上所述，簡體字雖然減少了筆畫，卻破壞了漢字原來完善而嚴謹的體系。大多數簡體字，既不具有“象形字”可以會意的優點，也不具有“拼音文”可以讀音的長處，因此，它只是一種粗糙的、低水平的文字。假如將它作爲我們這個泱泱大國的國家標準文字，水平就顯得太低了，低得與我們幾千年的文明史不相符合。

《用簡廢繁——文化上的殺富》

大陸在1956年推出了簡體字。從此以後，日常所見的一般書刊文件，就全都用簡體字出版；在此後接受教育的人，也只熟悉簡體字而不認識繁體字了。

當時“用簡廢繁”的理由是什麽呢？

1958年1月，周恩來總理在政協全國委員會上的報告《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中說：“（簡體字）方案公佈後，兩年來，簡字已經在報紙、刊物、課本和一般書籍上普遍採用，受到廣大群衆的歡迎，大家稱便，特別是對初學文字的兒童和成人的確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河南一位老師向小學生介紹簡字，說“豐收”的“豐”字今後可以簡寫成三橫一豎的“丰”字，孩子們高興得鼓掌歡呼。天津一個工人說，“盡、邊、辦”這三字學了半年了，總記不住，這會簡化成“尽、边、办”，一下就記住了。……。簡體字是要比繁體字好學好寫，因此包括工人、農民、小學生和教師在內的廣大群衆熱烈歡迎簡字，這是很自然的事。”

上述報告中提到的受“兒童”歡迎，這實在不成其理由。因爲，假如老師對小學生說：“今天不上課，出去遊玩。”我相信，孩子們鼓掌的聲音一定更高。

至於說對掃盲有益，這確實不失爲簡體字的一個優點，大陸也的確存在大批文盲和半文盲。但究竟是應該逐步提高低知識群衆的文化水平，還是把已經有高知識的人都降爲低知識者？是否應該爲了初識字者覺得繁體字難寫，而讓所有的人從此都不認識繁體字？作爲一個國家的官方文字，及高層次的書籍刊物等採用什麽字，是否應該只考慮兒童、文盲和半文盲的喜好？

看來，“廢繁用簡”是文化上的殺富，但並不能濟貧，而是從此大家“齊”貧。

《當年簡化漢字的目標——取消傳統漢字》

在上述周恩來的報告中，對簡體字的優點，說得還是比較客觀的，並沒有說它有多麽完善，有多高的學術水平，那麽，爲什麽就輕易地廢棄了水平高的繁體字，而將簡體字作爲國家標準文字呢？

在1955年10月召開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傳達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對文字改革的方針是：“漢字必須改革，漢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實現拼音化以前，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目前的應用，同時積極進行拼音化的各項準備工作。”這說明當時使用簡體字也只是一個過渡而已（既然只是過渡，對其水平高低自不必要求），文字改革的最終目標，是改用拼音文字，也就是說，要徹底取消幾千年來傳承我們中華文化的傳統方塊漢字。

用現在的眼光，或許無法理解，怎麽能輕易取消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漢字？但倒退三十至五十年，就都不難理解了：

在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一開始，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中，就明確指出了：“無產階級文化革命，是要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對於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一切遺産、風俗、習慣，都必須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加以透徹的批判”。

緊接著的實際行動，爲這篇社論作了注解：毛澤東（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接見百萬紅衛兵，其後短短一個月左右的時間裏，全國各地被毛主席鼓動起來的青年人，就以無比的狂熱，對我國大量珍貴文物和千年古迹進行了空前規模的摧毀，其破壞的全面和徹底，是任何一次戰爭或異族入侵都無法達到的。而《人民日報》卻接連爲紅衛兵的這些行動叫好，發表了社論《好得很》（8月23日）和《不准抹殺紅衛兵的功勳》（8月29日）等，這說明紅衛兵的上述破壞行爲，完全符合執政者的意圖。

再如北京的古城牆，它從元朝開始興建，明、清兩朝又擴展加固，是經歷了四個朝代，見證了中華六百年興衰的古老文物。儘管有很多各個層次的人爲它請命，但這座全世界保存得最完好的古城牆，還是被毫不留情地拆毀了。

既然對待中華民族的珍貴文物和古迹都能“全面摧毀”，那麽，對待傳承中華文化的漢字，當然要“徹底廢棄”。

《簡體字在大陸何以能順利推行？》

簡體字何以能在大陸很順利地推行？是當年大陸所有的人都同意抛棄中華的“舊”文化？

有人說：“簡體字從來不強制推行”，不過我以爲，這個“從不強制”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不強制。

1958年1月，周恩來在政協全國委員會上的報告《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中，有這麽幾句話：“在整風運動初期，一些右派分子對文字改革進行了惡毒的攻擊，說漢字簡化搞糟了，群衆都反對，要國務院收回成命，把《漢字簡化方案》撤回。”

周恩來的報告，顯然是反果爲因了，事實上並不是“右派分子”攻擊文字改革，而是某些人因爲對文字改革提了意見，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不過，無論如何，這段話清楚地說明，1956年《漢字簡化方案》頒佈以後，群衆中反對簡體字的聲浪很高，很多高級知識份子對簡體字提了尖銳的意見，要求把《漢字簡化方案》撤回。

但是，隨著1957年開展反右派運動，知識份子中五十多萬個有識敢言的精英人物成爲右派分子而倒下後，全國就出現了處處頌聲一片、人人高呼萬歲的“大好局面”，簡體字的推行當然也就用不著“強制”了。

《繁體字與中華文化密不可分》

繁體字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無數祖先心血凝成的瑰寶，它已經在中華大地流傳和服務了近兩千年。假如沒有經過非常認真的論證，就在我們這一代人手裏將它輕易抛棄，則不僅對不起祖宗，也難以向兒孫交代。

同時，文字又是傳承文化的最重要工具。正如許慎在《說文解字》中所說：“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

而繁體字是二千年來中華文化的最主要、最詳細、最清楚、最完整的載體：上自帝皇詔書、國家法律法令、各地方誌，下至民間私人通信、日記、遺囑，……，幾乎都是用“繁體字”記錄下來的。假如絕大多數中國人民連這些繁體字的記錄都看不明白了，那麽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豈非只是一句空話！

曾經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說：一群民工將《永樂大典》送到廢紙回收站去，幸好廢紙回收站裏有一個人認識繁體字，並有一定的歷史知識，於是這批幸運的《永樂大典》改變了被丟進紙漿池的命運，而登上了國家級文物的寶座。

對這一消息，我沒有考證過它的真實性，但我的父輩曾經在賣破爛的地攤上，用比買小學舊課本更便宜的價錢，買回了珍貴的線裝古籍，卻是確鑿的事實。這顯然是因爲攤主不認識繁體字，也缺乏對古籍的知識，只認爲它是幾本破爛舊書，所以才會開出這麽一個極低的價錢。

因此說，即使只是爲了保護我們民族的珍貴文物不致流失，也應該讓老百姓認識繁體字和有一定的歷史知識。

《大陸人民希望認識繁體字嗎？》

曾經看到不少文章中說：“大陸人民認爲簡體字好”。這話倒也不假，不過，“簡體字好”成爲十三億人共識的過程，卻並不那麽輕鬆，再說，這個“共識”也隨著時間而在起變化。

當初，大陸改繁體字爲簡體時，有人是簡體字的真正擁護者；也有的人，曾經如實表達了對簡體字的不同看法，並因此成了“右派”，例如著名新月派詩人和考古學家陳夢家，就是因爲對實行簡體字提了意見，而被打成右派，最終自殺的。正是鑒於“右派分子們”家破人亡的前車之覆，所以即使原本反對簡體字的人，最終也都高喊“簡體字好”了。

至於如今，大陸五十五歲以下的人，都是在簡體字教育下成長的，簡體字是他們從童年起就使用的字，也是他們最熟悉的字，甚至是他們唯一認識的字。就像生活在水中的魚喜歡水一樣，一直生活在簡體字環境中的大陸人民，真心誠意地說“簡體字好”是理所當然。

但近些年來，隨著對外交流和開放程度的加大，一些文物古董的身價愈來愈高；某些大家望族則重修家譜；尤其是政府對“舊文化”的態度有了大幅度的轉變，例如從過去的掘孔子墳、毀孔林碑銘、動員全民批判孔子，（竟然連批判林彪時，也能拉上孔子當陪綁），現在轉變爲由政府出資修復孔廟、隆重地慶祝孔子誕辰，……。於是，普通百姓就逐漸因爲看不懂古書、古物上的繁體字，乃至讀不出祖宗的姓名，而不由得有了一些遺憾。

有一次，我外出遊覽，在一塊碑文很長的石碑前，因爲同遊的兩個年輕人讀石碑上的繁體字和文言文有困難，於是我一面給他們讀，一面稍加講解。誰知我才讀了幾句，就發現身邊圍攏了一大群“旁聽生”，從他們專注的神色，和熱切的目光中，可以看出，這些普通老百姓是多麽希望能瞭解，這塊碑上到底寫的是什麽啊！

至於大陸的上層人士，我們也可以從他們的行動來推測他們的思想。其中最有趣的一個實例，是去年臺灣親民党主席宋楚瑜在大陸訪清華大學時，清華大學校長顧秉林贈宋一幅用篆體字寫的黃遵憲的詩，因爲顧校長既不認識篆字，又不熟悉這首詩，於是結結巴巴地讀不出來，而在電視直播的場面上出了醜。

我對這位校長的情況一無所知，但從一般概念來分析，除非他的父兄有深厚的國學基礎，又對他進行了傳授，否則以他的年齡來說，他幾乎很難有接觸篆字和大量閱讀古詩詞的機會，假如他是在文化革命期間上的學，那他的青年時代，應該是在大串聯和唱《毛主席語錄歌》中度過的。所以，顧校長不認識篆字，是可以原諒的。

但從這一事件看出，顧校長雖然不認識篆字，對詩詞的造詣也不深，卻竟也認爲能送給貴客一幅篆體字的古詩是一種風雅之舉！這說明，假如不是比他更高層次的官員們（所有一切行動，都首先是“秀”給上級看的），公認這是“風雅之舉”，那他就絕不會在這樣具有重要“政治意義”的大會上、在互贈禮品的高潮時刻，安排一個以宋楚瑜顧秉林分站兩邊、由四位白衣倩女所擡巨大篆體字幅在中央的、具有轟動效應的場面。

再如原國家主席江澤民，以他的年齡來說，他對繁體和簡體字都應該很熟悉，但他在題字時，即使讓老百姓看的題字內容用簡體字，他自己的簽名卻仍然不用國家法定的簡體字，而用已經廢止了半個世紀的繁體字。

這些事例充分說明，在大陸上層人士的心目中，顯然認爲，繁體字及篆字是陽春白雪，而簡體字則是下里巴人。

《能將繁體文都“轉”爲簡體嗎？》

這些年，隨著對傳統文化的看法逐漸改變，中國大陸掀起了古籍熱，出版了不少“轉”成簡體字的古籍“名著”。然而相對於我們民族幾千年來、由無數人用畢生精力寫就的文字材料而言，這些被“轉”的古籍，實在是太少了；再如未刊印成書的研究資料和私人文件，當然不可能有人去“轉”它；至於散佈在深山古刹中的碑刻、對聯等等，終不成全都打掉重“轉”。

所以說，我們民族浩瀚如海洋的繁體字記載，無論如何也無法統統“轉”成簡體字。

不僅我們不可能將所有繁體字記載統統“轉”成簡體字，即使轉了的，也由於簡體字將若干原來在繁體字中意義完全不同的字“合併”爲同一個字（例如前文提到過的“壇”字和“罈”字），以致在某些時候，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混淆。

本人曾經舉過一個簡體字的例子：“王与王后抵京，王后病，不治身亡。”因爲在簡體字中，“后”、“後”被合併成了同一個“后”字，所以“王后病”這三字中的“后”字就不清楚是“王后”的后，還是“後來”的後，於是也就弄不明白，究竟是先生（王）後來死了？還是太太（王后）死了？

至於簡體字使用以前的人名、地名，假如遇上了這種“合併”字，那就必定混淆無疑了。例如某王姓人家修家譜，其祖先中有三位，分別名叫王乾、王幹和王干。現在假如不轉成簡體字，兒孫們不認識；假如轉了過來，則因爲在簡體字中，“幹”、“干”、“乾”三字都被合併成一個“干”字，於是這三位祖宗都名叫“王干”，也就沒法分清是哪位祖宗了！

《目前應是繁簡並存》

我贊成在大陸恢復繁體字，並將繁體字作爲國家標準文字。但我不認爲現在就可以廢簡複繁，而是應該繁簡體字並存，並由以簡體爲主逐漸過渡到以繁體爲主。

兩種字體並存，在我國歷史上就曾經有過，秦朝的國家標準文字是小篆，但下級官吏和民間，則通用隸書。因此，兩種文字並存是行得通的。

我主張目前“以簡爲主”的原因，是因爲一切變革都要考慮它的可行性，並考慮是否值得這樣做。

首先，看可行性。目前要在大陸廢簡複繁，有兩個不易克服的大困難：

第一個困難是阻力必定極大。有人認爲，五十年前易繁爲簡，是將應用了近二千年的繁體字廢掉，而現在簡體字只實行了五十年，要改回去應該不難。但是，要知道，當時易繁爲簡之所以可行，是因爲有“反右派”等一系列運動在撐腰。

假如不依靠“運動”的威力，則不僅當年的由繁改簡有阻力，如今的由簡改繁也同樣有阻力。試想：大陸五十五歲以下的人們，從識字開始，所接觸的只是簡體字，其中有的人早已是事業有成的教授專家，假如簡體字被廢止，他們就會突然連寫（或讀）一篇文章都感到不便了；還有那些教了一輩子書的、鬚髮斑白的教師們，竟要再進學習班去學繁體字；……，即使他們都認同繁體字的優越性，但他們能完全不考慮自己的利益，而都贊成廢簡用繁嗎？至於其他人群，已經在簡體字的環境下生活了五十年，突然將文字改爲繁體，連一般書報上的字都認不全了，他們會都同意嗎？……於是反對的阻力就會極大。

既然阻力大，又不宜再用“運動”來強制，於是，“是否應該易簡爲繁”的問題就會無休止地爭論下去，而再爭論幾年，繁體字的遺老們就都已經超過耄耋之年，“繁方”可能連參加論戰的力量都沒有了。

第二個困難是沒有推行繁體字的力量。要推行繁體字，就要有教繁體字的師資力量。在大陸，一般是六十歲退休，這就是說，如今即將退休的老教師，也只讀過三年繁體字的書，他能教學生繁體字嗎？年青教師就更不用說了。假如要在全國的學校改教繁體字，這一大批師資力量，短期內不可能培養出來。

同樣，要印刷繁體字的書報刊物，就要有一大批熟悉繁體字的著者、編輯和校對，假如著者只能用簡體字寫文章，而讓電腦去“轉”成繁體，又沒有熟悉繁體字的人校對，那麽我們的出版物上就將有一大堆諸如將“埃及豔后”轉成“埃及豔後”、將“騎著馬奔馳了三百里地”轉成了“騎著馬賓士了三百裏地”這樣一類讓人哭笑不得的錯誤了。而這一大批寫作和編校力量，也是短期內不可能培養出來的。

其次，看是否值得用急轉彎的辦法來易簡爲繁。

大陸實行簡體字已經五十年了，要讓現在只認識簡體字的人都能閱讀繁體字，和把很多簡體字出版物改成繁體字，就不知道要花費多少資金和力量。當年易繁爲簡，花費了無數精力，不值得今日效法，所以不如逐步改變爲好。

再有，就是除了要考慮有發言權的、高文化層次者的反應以外，還應該爲（事實上）沒有發言權的、低文化層次的人著想。在大陸的農村和小城鎮，有不少孩子（尤其是女童），往往只讀了兩三年書，就不得不輟學了，（這種情況今後也不見得能馬上改善）。對於這些人而言，教他們學一些筆畫少、容易寫的簡體字就非常有意義了，例如，當他們外出打工時，可以給親人寫一封簡單的平安家信；當他們受到虐待和淩辱時，還多少可以把自己受虐待的經歷寫出來讓世人知道。同時，基層的報刊雜誌採用簡體字，也便於這些人看懂某些與他們切身有關的大事。

所以，本人認爲，目前只應該將國家的重要文件、國際文件、鉅額經貿合同、有關中國歷史的書籍等，用繁體（或同時用繁簡兩種字體）頒印，至於一般的書報刊物，近期內還只能以簡體字爲主。

《當務之急——在大陸搶救繁體字》

在大陸，繁體字從生活中消失已經近半個世紀，雖然說臺灣、香港及國外的某些華人仍舊在使用繁體字，但畢竟絕大多數中國人都生活在大陸，中華文明的根也在大陸，而目前大陸的絕大多數人民都已經不認識繁體字了，假如今後再把香港、臺灣也“統”將起來，那麽，中華文化也許真的就要成爲朝鮮或日本的“世襲”財寶了。

所以，目前應該做的，是趕緊在大陸搶救繁體字，找一條阻力最小的路，儘快培養出認識繁體字的新人。

一般來說，中、小學生對學習內容不會有過多的挑剔，家長們則都願意讓子女多學一些知識，所以，給中、小學生加開一些繁體字課程，應該是阻力最小的途徑，並可以籍此培養出熟悉繁體字的新人。

培養新人的最快方式，是給高中學生增加一門繁體字課程。因爲高中生畢業後，或是升入大學，或是參加工作，都會很快成爲社會的中堅，於是既減少了反對繁體字的阻力，又增加了推廣繁體字的有生力量。

與此同時，在中小學的《語文》課中，適當加進一些繁體字的內容。現今大陸的中小學《語文》中，都有一些古詩詞、古文等，可以將它們按繁體字刊印，以後並逐年增加繁體字內容的份量。至於這些課文，可以是繁簡對照，也可以是加注簡體字，總之要使不認識繁體字的老師也能夠照本宣科。

如此實行五六年以後，屆時的高中畢業生，就應該可以對繁體字十分熟悉，於是也就有可能將所有學校教材和層次較高的書報刊物改用繁體字了。

《多做實質性工程》

北京最近重修了某幾段城牆，並爲此而動員四十年前古城牆被拆毀時，將城磚拉回去建廚房、砌圍牆的人們，將這些古城磚捐獻出來。

修復北京的古城牆，究竟該不該做，另當別論，但無論如何也只是個“門面”工程。讓全中國的老百姓認識繁體字，瞭解我們民族真實的歷史，才是影響深遠得多的實質性工程。

撥亂反正，千頭萬緒，搶救繁體漢字，莫此爲重！（E-Mail：uhhu2005@yahoo.ca ）

織田勝

政治因素左右,改變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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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學成倉頡輸入法　特地來聲援teddy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