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是语言垃圾，还是伟大的国学？（52）

youngertree

是语言垃圾，还是伟大的国学？（52）
杨润根

先生说：“父亲在，做儿子的只看他志向。父死了，该看他行为。在三年内能不改他父亲生时所为，这也算是孝了。”

这是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一书中的第17页上的一段译文，除了汉代以来的经典解释和翻译，我们不可能在人类活动的其他场合找到如此荒诞不经的语言。
“父亲在，做儿子的只看他志向。”父亲在世的时候，做儿子的人们为什么只能看自己父亲的志向？难道他们就不能看自己父亲的行为吗？此外，父亲的志向难道是可以直接看到的对象吗？事实上，志向不一个人们可以直接看不到的对象，而是一个需要通过人们的理性去认真思考和发现的对象。
“父死了，（做儿子的）该看他行为。”既然父亲死了，做儿子的又怎么可以看到父亲的行为呢？难道父亲死了之后还会有人们可以直接看到的行为吗？
“在三年内能不改他父亲生时所为，这也算是孝。”这是什么意思呢？父亲在世时的任何或善或恶、或智或愚的行为，做儿子的都应该模仿和重复吗？父亲在世时的从事的或高级卑下的事业，做儿子的都必须去做吗？难道做儿子的天生下来就具有与自己的父亲完全一样的智力、体力、技巧和资历做父亲所做的一切呢？难道人们不应该从事与自己的智力、体力、技巧和资历完全相适合的工作吗？如果父亲是皇帝，难道他的每一个儿子都能够做皇帝吗？如果父亲是农民，难道他的每一个儿子都必须做皇帝吗？
可以说，为了为无法无天的专制皇权提供辩护的理由，在专制帝王们的授意之下，汉代以来的经学家们在经典解释之中不得不抛弃了人类的一切最基本的常识而不知羞耻地杜撰了一种无边无际的父权。不过，如果说，宋代和宋代以前的经学家们是自觉地抛弃了一切的常识，因而我们在他们的经典解释之中仍然可以发现一点点常识，但是由一科举考试的持续不断的影响的结果，在宋代之后的经学家们，特别是在清代之后的国学家们则是不自学地失去了一切常识，因此，正像我们在钱穆先生的经典解释著作中所看到的那样，我们再也不可能在他们的经典解释著作之中发现任何常识了。
可以说，正是由于常识的完全失去，在专制帝王和科举制度不再存在的20世纪，国学家们完全看不到汉代以来的经学和其他一切学术与专制制度的直接关系，完全看不到汉代以来的包括经学在内的全部学术只是一个与专制帝王们的专制统治直接相关的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的生产体系，而作为它们的直接产品的整个专制、野蛮、迷信、愚昧的思想观念并不是一个与人类的认识活动直接相关的知识体系，而只是一个与专制帝王们的专制统治直接相关的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因此他们不但没有反思和清算它们，反而把它们提高到了一种国家学术和国家知识或民族学术和民族知识的高度，并从而不仅完全毒化了整个中国人民在20世纪追求的自由、民主和科学的伟大国家目标，而且完全毒化了整个中国人民在20世纪追求一切美好事物的所必须的民族自信。
可以说，正像汉代以来的经学家们通过歪曲颠倒的经典解释杜撰出来的整个专制、野蛮、迷信、愚昧的意识形态体系只是一块无法无天的专制统治的遮羞布一样，他们通过歪曲颠倒的经典解释杜撰出来的无边无际的父权也只是一块无法无天的皇权的遮羞布。
事实上，西方人一看到中国的“孝”字，就立即把它解释为责任（responsibility）,而英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博林布鲁克一翻开孔子的《孝经》，就立即将它概括为关于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责任、对于家庭的责任和对于国家的责任的论述(我并不是说，中国学者没有西方学者那样聪明，以至于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文字和经典，而是中国学者最初在专制统治者的暴力强制和利益引诱之下有意歪曲颠倒它们的本来含意，紧接着专制统治者又通过科举考试把这种歪曲颠倒的解释变成了中国学者的心目中的价值重大的能够与专制帝王们的权力相交换的“知识”，并且纵使到了科举制度已经不再存在的今天，无数的中国学者仍然一如继往地对这种“知识”的重大价值深信不疑。正是这种深信不疑阻碍了他们对于中国文字和经典的直接观察与思考，也正是这种深信不疑注定了他们对于中国文字和经典的永恒的无知)。
事实上，从中国古代经典之中我们不难发现，“孝”不仅仅具有责任的含意，而且具有“教”或“教育”的含意。

钱穆先生的这段译文所依据的原文是：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於父之道，可谓孝矣。”

我的翻译是：

孔子说：“就履行自己对于儿女们的教育培养的责任的正确方法来说，为父为母的人们应该在自己在场的时候直接考察儿女们的志趣，在自己不在场的时候间接考察儿女们的行为，以便自己能够及时纠正儿女们的任何不良的志趣和行为。如果那些为父为母的人们能够长期地、坚持不懈地按照这种正确方法来履行自己对于儿女们的教育培养的责任，那么这样的父母就将可以称得上是完全合格的父母了。”

飞屿茗

不能迷信权威，但是也不能随便怀疑。
基本上，大部分时候，前辈的解释都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