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朱学渊：楚瓦什民族及其语言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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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瓦什（Chuwash）人主要分布在伏尔加河右岸的楚瓦什共和国境内，他们主要是Bulgar和Sabir等Hun人部落的後代。前文已经指出，Bulgar即是“仆骨”，Sabir即是“鲜卑”；Chuwa一字则是转自Suwar。由於楚瓦什语中包容了大量突厥语成分，因此它被纳入了突厥语的范畴。但是它又与一般突厥语言相去甚远，互相之间不能沟通，因此它被认为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突厥语。许多事实表明，楚瓦什语与蒙古语和通古斯语间有着“特殊的”的联系。这也都表明它的先祖Hun人，可能与鲜卑人和通古斯人有着某种渊缘[38]。

楚瓦什语偏离突厥语的特征，被一些学者说成是它与“乌拉尔语系”属下的“芬兰—乌戈尔语言”相互作用的结果。然而，这未能解释楚瓦什语的由来，却又暗示了“芬兰—乌戈尔语言”与远东语言的关联。我们已经发现，最重要的“乌拉尔语言”—匈牙利语中，就有着大量的通古斯语和蒙古语的成分。西西伯利亚的Vogul和Ostiak语列在“芬兰－乌戈尔语言”的属下；事实上Vogul和Ostiak就是“护骨”和“兀者”，“乌戈尔语”就是来自远东的“护骨语”。因此难怪有许多学者要反对“芬兰－乌戈尔语言”和“乌拉尔语系”理论存在的必要了。

在王远新的《突厥历史语言学研究》一书中，介绍了阿尔泰语系理论中的这种很令人质疑观点[39]：

早在十五世纪，在现代楚瓦什人居住的地区就形成了楚瓦什部族，在楚瓦什部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其部族和语言与芬兰—乌戈尔语言的一些部族和语言发生了融合。因此，近现代楚瓦什语是在古保加尔语的一些方言基础上，融合了芬兰—乌戈尔语言的一些特点而逐渐形成的。

尽管他没有明说古保加尔（Bulgar）语究竟是一种什麽样的语言，但又暗示楚瓦什人祖先的语言可能更为突厥化，只是後来在“芬兰—乌戈尔语言”的影响下，才异化成了今世楚瓦什语的怪异状况 。

事实并非如此，苏俄突厥学家威廉•巴托尔德指出[40]，楚瓦什人的祖先Bulgar人所使用的语言，就是与一般突厥语很不一样的。他引用阿拉伯记载说：“阿拉伯地理学家着重指出，从南俄的Pechenegs人至中国近邻的突厥人的各种方言是相似的，并补充说，有一种语言是特殊的，别人不懂的语言，就是居住在伏尔加河中游的不耳阿里人和可萨人所说的。”

他接着就推论：“历史事实使人假设，如果楚瓦什语是代表突厥语发展较早阶段的残余，那末这一阶段的匈奴语也就不会是突厥语……。突厥语本身的最早的发展阶段，很可能就是与匈奴人东邻的鲜卑语。”

这里所说的“匈奴语”当指“Hun人的语言”。十八世纪以来，“Hun人即匈奴”的学说在东西方流行，现代语言学者认为“匈奴语”是“突厥语”祖语，加上楚瓦什人是Hun人的後裔的基本事实，因此便产生了楚瓦什语可能是早期突厥语的设想。当我们认识到Bulgar和Sabir都是源自东方的鲜卑部落後，匈奴语完全是突厥语的假说，自然也就应该被扬弃了。而Hun人的语言是多元的，其主体是鲜卑语的结论，也就一目了然了。而巴托尔德（可能还有伯希和）很早就在猜测：Hun人不是使用突厥原语的，而是与鲜卑民族有关的。

而现代“阿尔泰语系”理论的设计师们，竟不惜周章地去定义一种所谓的“r型突厥语”，来解释这种“楚瓦什语现象”。《大英百科全书》的“阿尔泰语系”一章的作者在介绍这种理论时，颇费心机地说[41]：“可能在很早的年代，突厥语就分裂成两支：z－š型的（通常称为z型突厥语），和r－l型的（通常称为r型突厥语）；这两类突厥语得名於这几个语音间的有规则的转换。例如“百”字，在z型突厥语中为yuz，在r型突厥语中相应为ser；又如“岁”字，在š型突厥语中为yaš，而在l型突厥语中则是sul。这种朝r和l偏离的最早的倾向，是出现在南俄草原地带。当年的Hun人看来就是使用这种r－l型突厥语的，他们的迁徙是这种语言西向传播的原因。现在唯有楚瓦什语属於这种r－l型的语言，楚瓦什语被认为是伏尔加—Bulgar语的後裔；而其他的突厥语则都是z－š型的。”

无疑，yuz－ser（“百”），和yaš－sul（“岁”），是最易於比较的两组词例。然而无论“外行”还是“内行”，都不会看出它们间有任何“表面”或“内在”的关联。这种不顾全字的对音，而仅将个别辅音进行武断比较，其结论一定是很难经得起推敲的，其反例当然也是不可胜举的。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凡是陷入无法自洽的重叠假说的境地，必定是已经走进了无望的死胡同。

其实，三种所谓“阿尔泰语言”中的“百”字，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在契丹语中它作“爪”[42]，现代蒙古语中作zuu，匈牙利语中作szaz；通古斯－满语则是 tang-gu [43] ；而突厥语却为yuz。显然，楚瓦什语中的ser一定是个古鲜卑字，否则便不会与契丹—蒙古语的“百”字相通了。此外，“岁”字，在楚瓦什语中是sul，它与现代蒙古语的nas，和各种突厥语的yaš都相去甚远，却又与通古斯—满语的ser [44]极其相近。

真不必去虚构这种“两类突厥语理论”，而只须实事求是地承认：尽管楚瓦什语曾受到过突厥语巨大的影响，但楚瓦什人的祖语是以鲜卑语为主体，渗融了不少通古斯语成分的混合语言。释清了楚瓦什民族和语言的鲜卑祖源後，许多虚构的语音转换规则，也应该予以摈弃。在失去了楚瓦什语这个中间体後，各种所谓“阿尔泰语言”间的同源假说，亦将形同泡影。

要将古鲜卑语的成分从现代楚瓦什语中辨析出来，无疑是一件极具学术价值的工作。然而，因为在现代突厥语中已经融合了大量的“蒙古原语”成分；而在现代蒙古语中又不仅包容了大量的“突厥原语”，还渗透了大量的“通古斯语”的成分。如果认为以现代突厥语和现代蒙古语作对照，就能轻而易举地识别楚瓦什语中的鲜卑语成分，则是大大低估了此事的难度了。

其次，作为古鲜卑语的主要载体——现代蒙古语，也丧失了许多古鲜卑语的词汇或它们的部分词义。而有些被蒙古语言遗失了的鲜卑语成分，却分别在楚瓦什语、匈牙利语、裕固语、锡伯语、维吾尔语、土耳其语中，被保留下来了。前述的《金国语解》中的“什古乃”（“穷人”）一字，就完好地保留在匈牙利语中（szegeny）；再如蒙古语中的“马”字at和morin，分别是借自突厥语和通古斯语的，而古鲜卑语中的“马”字则很可能与匈牙利语的ló或楚瓦什语中的lasa有关。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的推动下，土耳其开展了一场“语言纯化”和“文字改革”的群众运动，旨在清除土耳其语言中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成分，并以拉丁文字取代阿拉伯文作为书写文字。在这场运动中，政府有组织地收集各历史时期的突厥语词汇，以及各地区的突厥语方言，经鉴定後逐步替代外来语词。事实上，这些被收集来的“纯突厥语词”中，有不少是“回纥”人撤出蒙古高原以前，已经融入突厥—回纥语中的“鲜卑语”或“通古斯语”词汇，它们很多也被列入现代土耳其语词典[45]。这场在土耳其进行的“净化语言”的努力，竟也无意地为中国北方诸族历史语言学的研究，采集了丰富的原始资料。

以“白色”一字为例。突厥语中它都作“阿克”或“阿赫”（ak或akh），在蒙古语和通古斯语中则是“察罕”（chagaan）；而楚瓦什语却不寻常例作shur(a)。我们又发现现代土耳其语词典中，“白色”一字除有ak外，还有soluk和solgun等字。ak即是“阿克”，solgun则是“察罕”的变音；而soluk却是楚瓦什语“白色”一字shur(a)的变写。该字之源很令人深省。《元和姓纂•卷八》在谈到鲜卑氏族名“素和”时曾说：“後魏书云，以本白部，故号素和”，它揭示了楚瓦什语的shur(a)，和土耳其语的soluk，都是来自鲜卑语的。当然，汉语的“素”也有“白色”的意思。

为了揭示楚瓦什语中的鲜卑语的成分，同时比较楚瓦什语和蒙古语、契丹语、突厥语、通古斯－满语、匈牙利语之间的关系，我们在下面表列不多的几个基本词汇，以期读者能发见其中的一些内在联系。

汉语 楚瓦什语 蒙古语（契丹语） 突厥语 通古斯语
门 alak haalaga eshik duka，
乳房 kakar kherkh emegh meme，
花 chicheg chichig gul ilgha，
种子 vara ura tohum so\udze，
马 lasa at, morin at morin，
公牛 vakar buqa boga ihan，
冬天 hel; evel kish tuweri，
时间 chuh tsagh kez\chak erin，
石头 chul chuluu tash wohe，
精神 chun suuns ruh,
语言 cheilhe heile dil gisun，
一百 ser zuu yuz tang-gu，
夜间 ser sherner gedje dobori，
土壤 ser\tapra shavar toprak na\bohon，
雨 sumar boroo、hur（瑟[46]） yaghmur agha，
白色 shura tsagaan ak\soluk\solgan cha-gan，
小的 vak baka kechigh ejighe。

［ 本帖最后由 dxwwd 于 2006-03-14 03:56:1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