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语吧】金庸小说中的吴语——兼谈王朔的方言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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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看我这篇文章的各位，不管你来自哪个方言区，我都想问你一句，你能说一口标准的家乡话吗？
许多70年代乃至更早出生的人，一般都能很流利地说自己的家乡话。而现在占网民比例最大的80后，也大多可以比较流利地用方言交谈，只是个别的字词的发音已经不太标准，较上一代的人有所不及（没办法，受普通话的影响太大）。
至于90后，很多都是“双语”，即方言和普通话都能说，只是方言说得明显不如普通话流利和标准。其中，也有一些只会说普通话的。本人上高中时，就有这样的同学。这些人一般都是住在市区的，父母认为教他们说方言没有用，再加上从小成长的语言环境中使用方言的机会几乎没有，故他们在与父母交谈时都用普通话。万幸的是他们还听得懂方言。
90后尚且如此，遑论现在的所谓“00后”了。
在这个银幕上的领导人都要改说一口标准普通话的时代，方言，真的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闲话少说，进入正题。

贺知章的那首《回乡偶书》中的“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用在金庸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1937年，金庸考入衢州一中，离开家乡海宁。之后辗转在各地求学，曾先后考入国立政治大学和东吴大学。1948年，金庸在数千人参加的考试中脱颖而出，进入《大公报》。不久《大公报》香港版复刊，金庸南下到香港。49年虽曾为实现外交家的梦想而北上，但不久就又回到了香港。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整个毛时代，金庸都未曾踏上大陆一步。直到邓进行改革开放，中国大陆才以开放的姿态面对全世界。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敏感的金庸不可能觉察不到这一点。1981年，他就先后多次回到大陆。
从49年离开大陆，到80年代初回家乡探望，之间隔了30多年。一个江南人，在属于粤语区的香港生活了几十年，期间还学会了说粤语。然而，前两年我看到电视台采访金庸，发现他乡音不改，依然是一口江浙口音。
其实，我们平时说某人一口江浙口音，就是说他/她在说国语时带有吴语的发音习惯。
金庸是浙江海宁人。海宁，是说吴语的。

   吴语， 又称吴方言、江南话、江浙话、江东话，主要通行于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大部分地区、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和福建西北角，及香港、台湾、旧金山等地说吴语的移民中间。使用人口约八千万，在中国排第二位，在全球排第十位。特别是其中的苏州话因声音委婉动听，有“吴侬软语”的美称。
   苏州话是吴语的代表，在历史上有很高的地位。近代以来，因太平天国战争破坏，随着苏州的衰落和上海的崛起，也渐有人把上海话当作代表。近代中国有四大白话：京白、韵白、苏白和粤白。而苏白无疑是江南地区最流行的语言。
   根据语言特点及通话情况，可将吴语分为三区六片：北区太湖片，南区台州片、东瓯片、婺州片、处衢片，西区宣州片。
   海宁的方言，具体来讲，属于太湖片中的苏沪嘉小片。

    作为一个江南文人，金庸当然不会不知道自己说的是吴语。
    吴语作为江南文化的重要载体，对金庸这个江南人的影响是极深的。不光是说国语时带江浙口音，金庸写文章，也经常选用吴语的词汇。
    例如，金庸在小说中用以代替“东西”一词的“物事”就是吴语的常用词语。
    再比如，《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称呼母亲的那一声“姆妈”，就是吴语区特有的叫法。
    而金庸使用地最传神的吴语词汇，非《鹿鼎记》中的那个“贼忒嘻嘻”莫属。由于韦小宝被设定是扬州人，这个词语又是从韦春花的口中说出，起先我以为扬州话里也有“贼忒嘻嘻”这个词语，后来询问了一个扬州的同学，方才确信这个词语是吴语所特有的。这个词语的传神之处在于，它仿佛是为韦小宝量身定做的，你甚至无法找到相同意思的词语来代替它。
    另外，就本人记忆所及，金庸在他的小说中还用过“眼乌珠”、“镬”、“晏”等字词。其他的肯定还有，只是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对于不说吴语的读者来讲，见到这些词语可能会感到不习惯，而对于我这样来自吴语区的人来说，则是再亲切不过了。
    值得一提的是，吴语中保留了很多古汉字，例如那个“镬”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直到现在，吴语区还习惯把“厨房”称作“灶镬间”。金庸曾说自己写古代题材的小说，会刻意避免一些现代化的词汇，如思考、现在等。如此看来，吴语对他的写作有极大的帮助。

    金庸小说中集中展示吴语之优美的，是《天龙八部》中阿碧的对白。
    兹抄录几句，以飨诸位：

    那少女嫣然一笑，道：“啊唷，我是服侍公子抚琴吹笛的小丫头，叫做阿碧。你勿要大娘子、小娘子的介客气，叫我阿碧好哉！”
    阿碧微笑道：“两位大爷来啊来到苏州哉，倘若无不啥要紧事体，介末请到敝处喝杯清茶，吃点点心。勿要看这只船小，再坐几个人也勿会沉格。”
    阿碧向段誉瞧了一眼，笑道：“我弹着好白相，又算啥绝技了？段公子这样风雅，听仔笑啊笑煞快哉，我勿来。”
    阿碧笑道：“阿朱就是阿朱，伊只比我大一个月，介末就摆起阿姊架子来哉。我叫伊阿姊，介末叫做呒不法子，啥人教伊大我一个月呢？你用勿着叫伊阿姊，你倘若叫伊阿姊末，伊越发要得意哩。”

    阿碧所说的方言，是吴语中最软糯好听的苏州话，也是真正的吴侬软语。书中描写阿碧与段誉、鸠摩智等人交谈的那一大段文字，韵味之足，情景之胜，直让人感叹：吴语之美，一美至斯。
    金庸曾经在苏州待过，对于苏州话是极其熟稔的。因此，他才能在小说中如此熟练地用苏白写作。
    他本人在《天龙八部》中的按了一段文字：阿碧的吴语，书中只能略具韵味而已，倘若全部写成苏白，读者固然不懂，鸠摩智和段誉加二要弄勿清爽哉。
    没有“全部写成苏白”，确实如此。然而，说“阿碧的吴语，书中只能略具韵味而已”，则确实是过谦了。应该说，金庸对于吴语的把握是非常到位的。

    上世纪末，王朔的一篇《我看金庸》在文坛乃至整个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由此引发了金庸和王朔各自读者群的论战。
    鄙人不才，还想炒一炒冷饭，就此事件基于方言角度发表一下我的看法。
王朔在《我看金庸》一文中这样写道：老金大约也是无奈，无论是浙江话还是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说是白话文，其实等同于文言文。按说浙江人尽是河南人，广东话也通古汉语，不至于文字上一无可为。
    看到王朔先生的宏论，不禁觉得好笑。王朔说金庸用的是死语言，以浙江话和广东话不能入文，侧面标榜我王朔以北京话入文，是活语言。
    北京话，说穿了其实也是方言的一种，未必因为普通话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制定的，它就高贵到哪儿去。倘若按王朔先生的逻辑，以“京腔”作为衡量文章入不入流的标准，则我等外省人要到首善之地打十年工才有资格论文了，而像张爱玲、余光中这些有着精金美玉般文字的作家恐怕也入不了“流”。
    王朔先生在《我看金庸》中还说：这套书是七本，捏着鼻子看完了第一本，第二本怎么努力也看不动了。而金庸在《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中回应他说：王朔先生说他买了一部七册的《天龙八部》，只看了一册就看不下去了。香港版、台湾版和内地三联书店版的《天龙八部》都只有五册本一种，不知他买的七册本是什么地方出版的。
    我们不妨假设王朔先生看的仍是《天龙八部》，盗版商们想来不会因为是王朔先生来买就多送他两本。那么最大的可能是：书还是那些内容，只不过被盗版商印成了七本。那么，如果王朔先生继续往下读的话，会在第二本里看到阿碧的吴侬软语。那时，不知王朔先生又作何感想。
    北京话绝非最优秀的口语。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汉语向来讲究“平上去入”四声，而在北京方言中，入声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众所周知的是，唐诗宋词等古典诗词里，押韵是会用到入声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用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来朗诵古诗词有时会不押韵的原因。
    王朔大概对自己的京腔颇有优越感，所以才说出“无论是浙江话还是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这样的话来。并且，他还在文章中骂尽港台的作家，比如他说：按我过去傻傲傻傲的观念，港台作家的东西都是不入流的，他们的作品只有两大宗：言情和武侠，一个滥情幼稚，一个胡编乱造。
    惭愧得很，本人未曾在京城打过工，居然不懂得“傻傲傻傲”是什么意思，只好用最笨的办法——拆字法。这一拆不得了，莫非王朔自承又“傻”又“傲”。我不敢再想，“一切已崩溃，失去重心。”，叶芝的这句诗是对我的心理状态的最好概括。
    冷饭炒得差不多了，也不知是否合诸位的胃口，大家将就着吃两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