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张玲玲：浙江走出的两位「世界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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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走出的两位“世界船王”
2012年01月11日15:01

　　同为宁波籍，致力航运，长于金融，又前后赴港，包玉刚与董浩云两位船王在其各自传奇人生中多有交集。

　　董浩云长女金董建平手执红绸缎，在宁波帮博物馆前一剪，历史定格。

　　他熟稔粤语、英文以及上海话，说上海话时，仔细听，语音之间似乎还带着宁波腔。包陪庆也是如此，这位包玉刚的长女坐于台下，微笑地看着展览。

　　墙上挂着那些宁波商帮的老照片：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中国通商银行创始人朱葆三、世界船王包玉刚、TVB荣誉主席邵逸夫……他们的照片已泛黄，可目光依然坚定。明末清初崛起的宁波商帮，到了民国时声势煊赫，称雄中国商界。现在，历史被压缩，博物馆变成了时光隧道，让我们穿越百年，再度缅怀宁波帮昔日的荣光。

　　同为宁波籍，致力航运，长于金融，又前后赴港，包玉刚与董浩云两位船王在其各自传奇人生中多有交集。

　　船王启航

　　1918年，包玉刚出生在宁波与镇海间的一个叫庄市的水乡小镇，父亲包兆龙在武汉汉口经营平和鞋帽庄。1931年，13岁的包玉刚前往上海吴淞商船学校读书，为后来的航运埋下伏笔。

　　董浩云比包玉刚年长6岁，祖籍舟山定海(舟山旧属宁波)。清朝末年，董浩云祖父举家迁居上海闸北，以制衣为业。父亲董瑞昌先开办印刷所，后在上海南市大东门开设源森玻璃五金店。董瑞昌有三子，浩云排行第二，原名“兆荣”。

　　1938年，20岁的包玉刚开始在中央信托局保险部工作，仅7年时间，他就从普通职员升到了副总经理。1949年初，包玉刚之父带着全部积蓄，携全家远赴香港另闯天下。初期他们做进出口生意，倒卖土特产，在英资洋行和香港本地人之间的夹缝里求生存。

　　情况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发生变化。美国对中国实行物资禁运，香港和内地之间的贸易受到严重影响。而那时包玉刚的公司也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包陪庆回忆道：“他看好航运，认为船是可移动的资产，但又对此一无所知，风险可想而知。”

　　1955年，包玉刚凑足20多万英镑，到英国买回了一艘已经使用了27年的旧货船。包陪庆记得“船只极锈，但父亲却很欢喜”。包玉刚将其整修一新，取名“金安号”。随后他成立了环球公司，开始航运事业。

　　较之包玉刚的半路出家，董浩云的航运生涯显得水到渠成。1928年，16岁的董浩云进入日商上海国际运输株式会社任练习生，并在次年考入航业训练班，结业后即服务于金城银行下属通成公司之天津航业公司，任船务兼秘书，所有文书往来，代拆代行，很快显示出他出众的才干，颇受天津船业船东顾宗瑞赏识，后被其招为东床。

　　1940年，董浩云筹建“中国航运信托公司”，寄望“振兴中华航运”。但是这一构想很快被现实击碎。抗日战争中，中国民营轮船公司遭受了灭顶之灾，沿海重要港口悉数为日军封锁，船舶不是被日军扣留，就是毁于炮火。倾巢之下，岂有完卵，中国航运信托公司亦难脱厄运。

　　金董建平回忆，他们当时举家迁往重庆，董浩云几乎与航运绝缘。后来搬到香港，他重设中国航运信托公司，凭着悬挂英国旗掩护，才能够畅行中国沿海及东南亚。

　　然而半年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英日宣战，董浩云的事业再次陷入低谷。直到战争结束，国内对航运需求井喷，有货无船的现象十分严重。他迅速在上海成立中国航运公司，抓住了这次机会，公司发展蒸蒸日上。没过多久，他的船队总吨位就达到了10万多吨。为获得国民政府的支持，1947年8月，董浩云在上海创办了复兴航运公司。短短几年间，靠经营内河运输和开拓近海及远洋运输，董浩云发迹。

　　大航海时代

　　1947年9月，董浩云派“天龙号”由上海驶往法国，成为第一艘抵达法国的中国民营货船；同年，他的另一艘船“通平号”首航美国旧金山。

　　“我们等待天龙轮由法国哈佛港横渡大西洋赶到美国诺福克港时的心情，不亚于英国这次在伊丽莎白二世女皇加冕时，听到额菲尔士峰(即珠穆朗玛峰)被人类征服一样兴高采烈而感慰得下泪。”多年过去，金董建平仍然记得父亲的原话。

　　后来的十多年间，董浩云以香港为基地，借越南战争、中东战争，迅速拓展其航运事业；同时，他在日本大量订购船只，扩充船队。到了1965年，董浩云已是世界级船王，进入巅峰阶段。到了1970年代，他又大力发展集装箱运输，利用多种融资方式，订购超级油轮。最终，他以独资拥有1000多万吨的船队成为世界最大的独立船东。

　　20世纪50年代的包玉刚，资金缺口始终是一大难题，他想到向银行贷款买船。在汇丰银行外苦候一周，包玉刚方才见到负责贷款业务的总会计主任桑达士，他表示希望以旧船做抵押，贷款来订做新船。桑达士认为风险过高，需要有银行愿意为包玉刚开具信用证。

　　桑达士后来回忆说，之所以给包玉刚这样的答复，是因为他认为包玉刚弄不到银行信用证。但是熟悉银行业务的包玉刚却紧紧把握住了这个看似不可能的机遇。他赶到日本，利用当地战后重建的契机，以订做新船为承诺，从日本银行争取到了75万美金的信用证。

　　包玉刚买下“金安号”半年后，与日本山下汽船公司的租赁合同期满，山下公司付出了比原来高几倍的租金为“金安号”续约。包玉刚拿着这笔钱继续购买旧船，并以四、五年的长约租给货运公司。而传统做法是短期租赁，根据航次结算运费，以方便抬价。但包玉刚却敢于打破常规，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将船长期出租。“那时租金价格每天都在上升，所有人不会订长期租约，而他宁可用低价换取长期租约，所有人都笑他。”包陪庆回忆。

　　1956年，中东战争爆发。埃及关闭了苏伊士运河，货物积压严重，国际运价猛增。当时包玉刚经营的船租约到期，有人愿高价短租，他坚持低价长租的办法，不为眼前的利益所动。

　　十几年后，阿以休战，苏伊士运河重新开放，亚洲到欧洲的航线不必再绕经好望角，很多国家的船舶因无事可做而被迫停运，航运公司纷纷倒闭。但是包玉刚却借长期租赁合同，捱过艰难时光。

　　1981年，包玉刚的船队总吨位达到2100万吨，超过美国船队总吨位，此时距离他最初从事航运业，只有短短25年。

　　同一时间，董浩云亦马不停蹄地扩大自己的规模。“他样样争世界第一。那时候的油轮，最大的6万吨，他要订8万吨；别人发展到10万吨，他要12万吨。”金董建平回忆。

　　从1967年起，董浩云先后向日本佐世保等船厂订造载重22万吨级以上的极大型油轮，一共18艘。前两批22万吨已属极大型油轮，到第三批已赫然进入每艘30余万吨的超巨型油轮阶段。

　　船王落幕

　　上世纪60年代开始，航运日渐凋敝，包玉刚开始推行他的上岸大计，寻求新的投资机会。时值香港“四行”之首的怡和公司式微。上岸后，包玉刚的第一块猎物是怡和旗下的九龙仓。九龙仓起初主营货仓，其名下的尖沙嘴海运大厦占用的优质地皮，是其被包玉刚瞄中的首因。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九龙仓大发新股，股价极低。精于地产股票的李嘉诚从散户中买下了2000万股。近乎与怡和持股数旗鼓相当。1978年9月，李嘉诚主动出让九龙仓股票给包玉刚，后者携其女婿吴光正加入九龙仓董事局。但包、吴二人进入九龙仓董事局后提出的一连串发展大计均被占有董事局多数席位的怡和方面否决，双方关系日益紧张。而怡和也暗中回购股份，以保卫其控制权。

　　当时怡和所处的正是“进亦难、退亦难”的局面。为解决困局，为集团长远利益考虑，怡和主席纽壁坚及置地常务董事鲍富达提出增购九龙仓股权至49%，目的迫使包玉刚做出同样行动增购九龙仓，然后以高价将持有的九龙仓卖给包玉刚，从此切断与九龙仓的关系，并将得回的大量现金用于其他有利的投资。

　　1980年6月20日双方掀开战幕。怡和公开宣布回购九龙仓股份，由20%增至49%。当时包玉刚正在欧洲参加独立油轮船东会议。接到怡和增购的消息后，包玉刚立刻推掉与墨西哥总统的会晤，在6月22日返抵香港，提出以个人及家庭名义，作价每股105港元现金收购2000万股九龙仓股份，收购后包玉刚控制的股份达到了49%。

　　6月24日，怡和正式宣布增购失败，一场奇峰突起的抢购战便暂告一段落。这也成为香港收购战史上最精彩一役。大战一场，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但包玉刚的“及时上岸”一举在多年后才为后人视为远见。

　　另外一位船王董浩云却选择逆流而上，增加投资，扩大船队，并屡向日本订造世界上第一大的超级油轮。上世纪80年代，全球航运出现全行业的不景气，使得董氏家族陷入几乎全军覆没的困境。长子董建华临危受命，历经长达8年的债务重组，先后获得汇丰38亿港币贷款和霍英东11亿港币援助，才起死回生。不过董家自此元气大伤，两位船王地位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1982年4月15日凌晨1时余，董浩云于香港九龙塘住宅因心脏病突发，送至养和医院急救，终告医治无效，享年70岁。

　　而1980年代初即被诊断出肺癌的包玉刚此后拖着病体频频奔走于内地、香港与英国之间，利用与西方的政界关系为香港前途问题进行斡旋，并参与起草《基本法》，在香港回归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

　　九年之后，1991年9月23日，包玉刚在家中辞世，享年73岁。

　　不过，更可证明二人命运奇妙的是，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董浩云长子董建华成为香港特区第一位特首，董氏家族亦藉此踱步进入政坛。董建华2岁时，董浩云曾在儿子的黑白照上题字：“笑迎着……大时代来临”，如今看来，可谓一个时代的预言。

　　作者：张玲玲来源浙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