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汉弗莱、唐金：语言与社会：全球化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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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社会：全球化的视野

[美] 汉弗莱·唐金 (1) 著，陈军(2) 译

（1. 哈特福特大学，美国；2. 杭州师范学院，浙江杭州 310012）

摘要：许多人认为语言属于语言教师的专业范畴，社会属于社会学教师的专业领域。然而，缺少对语言在人类社会行为、政治行为及经济行为中的作用的认识，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不完整的；同样，缺少对语言的社会背景的理解，语言研究也是不完整的。语言是人类社会行为的一个重要元素，是一种社会制度，对人类的各种互动都有影响，包括政治上的互动和经济上的互动；而所有通过语言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本文旨在探讨语言在社会中的作用，分析社会如何促进语言的生成和发展。

关键词：语言；社会；文化；社会学；语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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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言研究

什么是语言？语言是如何产生的？语言研究提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语言的多层次特征。我们可以以个体能力的形式分析语言，可以从个体组成的群体之间的真实对话（或"话语"）中分析语言，也可以把语言视作是一个符号形式系统或一个文化系统进行分析，甚至还可运用其他多种方法加以分析。

但是就个体而言，个体与个体之间会互相影响，会创造出交际系统。他们有具体的言语行为和特定的口头交流方式。语言使得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个性，并了解他人的个性及需求。说话者不仅仅依赖于语言形式系统的种种规则，同样还依赖于他们对社会背景、个体交际对象以及交际话题的了解程度。即使我们承认人类在某种意义上是具备了天生的语言能力，正如乔姆斯基和史蒂文·平克等语言学家所认为的那样，人类显然也具备了某种神秘的能力，即能够在真实语言应用中察觉环境暗示或线索，并做出反应的能力；但如果不是社会维度和生态学维度的各种因素，语言就难以在交际中发挥有效的作用。因此，语言学研究的许多分支学科得以发展，它们把语言看成是一种社会互动和运用权力的手段。语言作为人类行为的一个基本方面，其实对人类的各种互动都有影响，包括政治上的互动和经济上的互动。

语用学研究表明，许多语言规则现象虽然在语言应用中无法从形式系统的层面得到解释，但它们却是流利的说话者交际能力的必要组成部分，可被看作是说话者为了在特定的群体、网络或环境中进行有效交际而获得的应用技能，也可以被看作是使他人识别自己的标记。当我们把话语分析的层次从具体的交际活动提升至更广泛的社会模式时，语言学研究进入了社会语言学的领域。大卫·里斯托尔把语言定义为"人类社会中为了交际和自我表达之目的而对声音、符号及书面符号进行系统的、惯常的使用"。他在强调社会决定语言、语言使用受制于社会习俗的同时，还把语言纳入了社会学研究领域，因为语言是人类社会行为的一个重要元素，是一种社会制度。

就单独一种语言或方言而论，人的各种应用能力可由许多标记决定，其中有地理位置的因素。此外，起决定因素的还有其他许多诸如民族性、性别、年龄、职业、阶级和社会地位等特征。语言作为我们交际行为的主要形式，与自我认同和他人对我们的知觉密切相关。正如有研究者对传统测试技巧提出批评，或对政府雇员与其客户之间互动行为进行观察后所指出的那样，人们使用语言的方式能够决定我们对他们的技能、智力和工作习惯的判断——尽管通常是错误的。

人们在小团体中的语言行为能够从相关语言社会更大范围的相互作用中得到体现。语言被用作为一种包容（当一个说少数民族语言的人在学校学习政府指定的官方语言时，这部分是一种将个人与预想中的民族社群相融合的过程）和排斥（当说少数民族语言的人被迫用非本族语言进行交际时，他们就处于不利的位置或完全被排斥的位置）手段。因此，仔细分析这种包容和排斥的过程（包容和排斥有时是同时发生的），是观察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在社会中运用情况的一种方法。经济学家们也越来越认识到语言知识是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力流动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因此，语言研究能够引领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视角来研究政治和经济，有区别地看待历史。例如，在 15 和 16 世纪，印刷术的发明、读写能力的提高和国家语言的出现，这三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这些不同的现象又如何与这个时期出现的新教产生关联呢？地方印刷品市场（印刷术的出现降低了文本书写的成本，而读写能力的提高降低了发行成本）的发展使得大量推出采用占主导地位的本地语言的读物成为可能，而本地语言由此不仅促进了本地印刷业和宗教信仰经济的发展，还弱化了集权控制，并且开始重视那些易被普通大众接受的文本。我们今天在因特网上也见证了相类似的现象：母语是英语的使用者的比例在不断下降（尽管不一定是完全使用），说小语种的人越来越多（例如，母语是英语的使用者人数比例由 2001 年的 51% 下降到 2003 年 3 月的 40.2%）。我们还能举出更多的例子，但中心问题很清楚：人类制度与语言能力、语言选择及语言应用等问题息息相关。

二、说多种语言

世界上语言的多样性究竟是一种财富，还是一种累赘？这个问题我们早已提出。显然，它减缓了全球交流沟通的步伐。科技的进步和复杂的国际政治秩序使整个世界正在快速地走向趋同。在这么一个世界中，我们的语言能力已远远不能满足我们渴望交流的需求。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语言的多样性也是一种财富。它有助于小群体形成凝聚力，保持其独特的文化，从而赋予社群个人独特的身份认同感，减少文化的异质化和同质化。语言丰富多样的习语或成语往往带有同样丰富多样的文化形式和思维方式，使得人类生存在面临各种未知的挑战时能够运用丰富多样的手段。谁知道我们明天会需要怎样的文化和知识工具呢？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极其相似。

人类有多种方式克服语言障碍进行交际。往往在交际中，如果一方来自实力更强大的邻国，由于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它的语言也就会很有影响力，而另一方正是屈服于这种影响力，因而交际双方都会使用该国的语言，尽管两国各自分别使用不同的语言。有时，他们也会借助于更具影响力和威望的第三国的语言来进行交际。因此，阿塞拜疆人和乌兹别克人如果在俄罗斯，就会继续用俄语与俄罗斯人进行交流，至少他们对俄罗斯人还有所求；加纳人和尼日利亚人把英语当作他们的官方语言进行交际，尽管他们的母语与英语很不同。交际语（或混合语）是指具有不同母语的群体用来作为他们共同的日常交际工具的一种语言，尤用于经济与贸易洽谈。今天，对许多人而言，英语扮演着交际语的角色，正如荷兰语和葡萄牙语三四百年前是商人的交际语，拉丁文是中世纪学者的交际语一样。我们在研究十五六世纪的地中海贸易或 18 世纪的大西洋贸易时，是否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什么人用什么样的语言，以及语言应用如何影响贸易模式？

有时候，一种全新的语言媒介会因为贸易而得到发展，它包含了强势语言和地方语言的因素，这种语言的使用往往很受限制，有时只是昙花一现，被称为洋泾浜语，例如，在越南美国人和越南人交流时所使用的那种简化语言就是如此。尽管洋泾浜语使用的语法和词汇可能非常有限，但它有时能扩大其支配范围，从而发展成为成熟的语言；它会有丰富的词汇，复杂的语法，还会有充当母语使用的群体和广泛的言语集团。克里奥尔语就属于混合语，以英语、法语与西班牙语为基础的混合语在加勒比海地区仍很盛行，他们起源于洋泾浜语，是由加勒比海地区受奴隶制压迫的非洲祖先在自己非洲母语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许多语言学家认为，美国的黑人英语也是一种混合语形式，与加勒比海地区的混合语有关。

人们有时为了国际用途也会发明语言。19 世纪 80 年代，人们发明了世界语，作为一种旨在克服语言障碍、促进人与人沟通的手段。它不是在强势语言的条件下，而是在中立的基础上创造的。与源自口语的混合语不同，像世界语这样精心设计的语言，一开始就是作为书面语出现的，即使实在要采用，也只有在其基本语言特征得到广泛详细的解释之后才会形成世界语的言语集团。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世界语的使用者，但人数并不多。

虽说我们生来就会说母语，我们也可以选择另外的语言。据说，语言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语言支持了参与者认为重要并值得保存的众多的社群活动。人们会对母语保持忠诚，也会基于实用、权力或威望等目的而使用别的语言，这两方面一般并不矛盾，但也并非一贯如此。总的说来，当人们有力量和资源能对自己的母语保持忠诚时，他们会这样做（分化）；但当他们使用另一种语言所带来的好处超过他们忠诚的母语时，就会放弃母语（趋同）。此外，他们也极有可能会选择双语，在一定范围内，如家庭生活、宗教活动、社区生活中使用一种语言，而在其他领域如就业、大众传媒和教育中使用另一种语言。这种双语现象可能很难维持下去，看似增加或稳定的双语制最后很可能是一种过渡性质的，说话者会从一种语言转移至另一种语言，而一种语言的支配范围，如家庭、学校、市场等也会被另一种语言所挪用。

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可能需要地方领导人和中央政府付出坚持不懈和超乎寻常的努力，如至少给予某些地区的学校教育使用此类语言的机会等。这种态度对把母语作为国家主要语言使用的人来说是极其难得的，因为他们很容易陷入单语主义的误区而无法理解语言环境的复杂性。遗憾的是，在这点上，美国人经常犯同样的错误。通常语言保护工作不仅受政治和经济趋势的影响，如地方控制、自治，甚至政治独立等，同时也促进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在有些国家，如南非，官方语言就有好几种，而且地位平等，但是如果它们的使用得不到政府资源的足够支持，那么有些语言的强势将会突现出来，而较小的语种则越来越弱。

在日常交际中，我们几乎都不止使用一种语言形式。在非正式的场合与非常正式的场合，如在学校或工作中，我们都用不同的交际方式。我们会运用不同的词汇，组成不同的句子，或采用不同的口音等。我们在特定语言环境中所使用的谈话方式被称作语域。我们在工作、观看足球赛、学习或购物时会使用不同的语域。有些人不仅使用不同的词汇，还使用不同的语法；在家里说方言，在其它地方又说不同的语言。而方言，如黑人英语，又不同于标准语言，有着自己独特的复杂的语法规则。然而，把这种方言视作是一种下等的、懒惰的或不完整的语言，是错误的。

三、语言互动

世界上的语言环境是处于高度活动状态的：语言的互动，使得不同语言之间的互比力量发生变化；它们互相借用，获得或失去声望；而在多数情况下，它们也会失去存在的理由，会变得衰落，直至灭亡。在互动过程中，不存在什么特别的公正或不公正的问题，语言不会因其本身固有的优势而生存，也不会因其固有的劣势而灭绝。不是因为有莎士比亚英语才有现在的流行程度，而主要是因为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有时，语言的灭绝看似由于缺乏与现代世界接轨的词汇，但扩充词汇的恰恰是语言的使用者，而不是静态的语言系统。语言学家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所发现的所有独立的语言似乎都具备了复杂的语法和句法结构，以应对变化、适应环境，但使用者并不总能够顺利地保留语言独特的身份和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往往顺从于权力：在双语环境中，人们转向主导语言，是因为这样做会获得更好的经济机遇，是因为学校教育用的是主导语言，是因为地方宗教领袖的地位被来自社区以外的领导者所替代，或是因为由于人们不断搬走而导致社区集团力量越来越弱。有时，这个过程是很缓慢的，社会结构的瓦解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语言转换和衰弱通常是一个简化的过程，表明它的用途已不复存在，最终会完全消失。发生这种情况是由于其使用者有意排斥，还是因为外部压力造成的呢？如果我们能说语言"死亡"，那么是否也存在语言"谋杀"的现象呢？许多社会语言学家从殖民主义的历史，甚至学校教育或工业化历史的角度出发，认为确实存在着语言"谋杀"的现象。

语言主要是通过说话者的互比经济实力获得影响。有时，政府会给予支持；有时，政府会制订政策将少数民族语言边缘化，使之只处于在限定的范围内。法国大革命期间，只有少数国民使用巴黎语和法庭语言，但是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所做的一系列的努力，再加上 19 世纪普及初等教育政策的推行，最终将其它语言变体排斥在外，其中包括了完全属于不同语群的布列塔尼语等语言。这种"内部殖民主义"在英国也有：在边远地区使用的五种凯尔特语言不是像威尔士语、爱尔兰语和苏格兰盖尔语那样被边缘化，就是像马恩语与科尼什语那样彻底消失。在前苏联，尽管辽阔的地域和分明的种族特性在保留某些共和国的语言方面得到了认可，但俄语的影响力是通过国家政策得以扩大和巩固的。这种干预至今仍在继续。

语言的演变过程往往使得不同的语言彼此之间相互借用。英语一直以来总是很能吸收外来词，丰富的词汇源自于其不断地对从其它语言借用的外来词的同化，其中有中世纪的诺曼法语，16、17 和 18 世纪的拉丁语等，当然还有其它的来源。英语作为科技、商务用语和文化产品的主要来源，如今以其强大的影响力还把许多外来词带入了其它许多种语言，如日语、俄语等。有些语言文化相对比较能接收外来词汇，而有些则不然。有些政府和制度根据自己语言的美学标准，积极创造新的词汇和用语，借以抵制外来词的入侵。像这种纯语主义者的做法能起作用吗？还是注定要失败呢？从某些小语种的发展史来看，在某些情况下，这样做确能起作用（如冰岛语），但对许多国家的语言学院（如法兰西学院）来说似乎是在打败仗。

语言变化与社会变化极其相似，过程呈"S"型曲线状：像流行病一样，一开始只有零零散散的几个病例，接着急速增长，最后逐渐消失。有些语言变化是由于其标准形式向外扩展而走下坡路；但是随着新概念或新科技的引进，或是国际流行文化中许多新的语言表达方式的出现，有些变化则是从非标准的语言变体或完全从其他语言中显现出来的。

在全球范围内，不少语言都不断地在争权夺利，这一点从欧盟的政策辩论中可以明确地感觉到。主导语言使用者看来似乎是常识般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例如，"我们都说英语吧"），对于非主导语言使用者来说犹如是一种侵略性的文化支配，或是一种压制反对意见的企图（例如，"我们停止使用德语吧"）。因此，美国人经常对不说英语的人缺乏耐心，还会说他们为了在谈判中占据有利地位而故意不愿用英语，而只说自己的语言——美国人听不懂的语言。欧盟虽然坚持各成员国官方语言平等的政策，但实际操作中有些语言占主导地位，有些语言则被边缘化。相对于法语和德语，英语在欧盟中仍然受益，不过对英语的怨恨也有所增加。

四、书面语

显然，文字系统的选择会影响到一个社群或社会的发展，乃至其中的权力分配。英语和其它主要欧洲语言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在于它们使用了罗马字母表：一个人若是具备一种欧洲语言的读写能力，他便不用学也懂其他很多欧洲语言的读写；而具备印度南部的卡纳达语书写能力的人，却没有书写印度北部的印地语的能力，由此也无法懂得其它任何语言的书写。文字系统的变革往往会引起或促进政治权力的更替。所以，1929 年土耳其语的罗马化在帮助非宗教的西方精英们反对较传统的宗教力量方面是起了作用。近年来，几个前苏联的共和国都已不再使用西里尔字母表，试图减少与俄罗斯的文化和经济联系，从而达到逐步与西方建立联系纽带之目的。从短期看，此种努力只是象征性的，因为电脑印刷系统往往无法取代以前老的印刷机。

书面语可看作是个人所有语言能力的另一部分：能读会写，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懂得了两种语言。书面语丢失了许多交际要素，如身势语（身势学）、语调等，尽管已用了停顿、词序、更复杂的句法，及非语言因素如印刷术等来取代。把口语转换成书面语是一个非常棘手的过程。如果把法庭中的证词或宣誓作证的话都转成书面语，或把政治演说与新闻发布会的内容都用文字记录下来，将会引起很多误解，而相关人员往往认为那不是语言问题。书面语往往无法表达口语中的讽刺语，以致于在引起激烈争议之后，政客们仍不得不在报纸上多次重申他们只是开玩笑而不要对他们所讲的话断章取义。

由于书面语是一项需要经过正规学习获得的技能，学校教育是此项技能的主要提供者（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一个人在家可学得口语，而在学校可学得书面语）。作为社会语言而非家庭用语，书面语是标准规范的。一般说来，书面语是政府和经济用语，所以在很多情况下也是经济繁荣的一种要求、一种阶级标记（因为不同阶级所受的教育程度不同）。这很可能会导致社会分层，尤其是在有文盲的社会，如在多种配套技术或技能不必求助于文本就可转行的社会，特别是当技能都是建立在家庭基础上的时候。

五、语言、族群和国家

语言是识别自我认同感的一种重要手段，我们的认同意识与我们所说的语言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语言是民族特征的主要标记之一，是创造族群意识的一种重要方法。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中欧的几个古老的国家逐渐发展成为工业化社会，学校教育也使越来越多的人具备了读写能力，当时使用曾一度被视作地方语言的人因此获得了经济和政治权力，他们开始使用自己的语言，以此作为民族特征的焦点。匈牙利语、芬兰语、拉脱维亚语和波兰语等这样的语言的出现是和这些地区的民族意识的增强相辅相成的。德国浪漫主义作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并不是指出语言统一性和民族意识之间密切关系的唯一一人，那个时期出现的"一个国家一种语言"的原则，使得语言成为了族群特征的主要标记。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为它们的语言找到了一段新的历史——一段赋有以失传已久的史诗和虚无缥缈的国王传说为基础的早期民族特征概念的历史。例如，芬兰民族史诗《英雄国》（凯莱维拉）的统一性被夸大，由一系列民间传说演变成一部成熟的关于一个受压迫的、骄傲的民族的口传史诗，最终这个民族因此获得了承认。语言不仅是代表现在的一个标记，也是代表过去的一个标记。

19 世纪的殖民强权在划定其殖民地边界时几乎未重视语言和民族特征的问题。确实，他们有时划分社群或集团是为了能进行有效的管理。所以，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出现了不少多语国家。在某些情况下，多语国家的政府已设法强制性地让其他人使用精英阶层的语言，为确定单一一种政府语言的重要性进行辩护。但这样做通常会招来愤恨和冲突。有人会指责精英阶层牢牢抓住权力而把其语言强加于别人。然而，没有语言统一措施，就难以建立永久性的制度，难以实现充分的民主参与。虽然民主并不要求选择单一的语言，但是民主要求建立便于管理的语言系统，以实现选民们最大程度的参与率。

殖民主义给世界留下了一份遗产：大量的多语国家。比较而言，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是只有一个单一的、完全占主导地位的族群，而目前世界各国的移民模式使得这样的国家少之又少。如果一个民族想要把它的语言强加于别的民族，很可能会发生民族冲突。前苏联时期，爱沙尼亚语居于俄语之下，很少在正式交际场合使用；但当爱沙尼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后，爱沙尼亚语也就被提升至政治主导的地位，而使大批说俄语的少数民族成员愤恨不已。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它巴尔干半岛国家。爱沙尼亚语、立陶宛语和拉脱维亚语一旦成为政府语言后，使得原来颇有影响力的、说俄语的少数民族被边缘化。或许这种转变在政治上是合理的，对国家统一来说是必需的，但也必然会带来冲突。

另一方面，除语言以外，要从其它领域找到具有共同特征的标记有时会很困难，而且语言差异使得统治或管理复杂化：多语议会和多语选举制度通常很难管理，有许多一触即发的爆发点，导致冲突发生。对语言的控制并非纯粹是象征性的：如果我们不能使用母语参与社区和国家的活动，那么我们在发表和宣传自己的观点时就会处于一种明显的劣势。

语言统一性对确立民族特征意识非常必要吗？大多数语言学家会认为不必要——但他们也会指出语言是一个重要的特征标记，多语国家在处理语言和语言差异性方面需要建立一个广泛接受的、正式有效的体系。

六、语言权利

一个人会因为语言问题而受到歧视吗？我们只要稍加思考就会给出一个肯定的回答。如果一名说西班牙语者在美国被逮捕，而他既无法理解对他的指控，也不明白法庭的程序，那么这种情况是对平等保护原则的一种践踏。如果一名说英语的美国人在中国被逮捕，接受了他并不能明白的审判后被关入监狱，这样做也毫无公道可言。虽然语言歧视的概念难以有准确的定义，但语言歧视和语言权利一样，的确具有实质性的内容。在美国，许多种族歧视现象实际上就是语言歧视的结果：不是说西班牙语者的种族问题在法庭上起作用，而是他的语言。

语言权利的概念，至少在西方，是源于 18 和 19 世纪安排少数民族接受教育的具体操作过程中（例如，在当时的奥地利帝国，地方上的民众有时被赋予了在学校中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发源于民众有权（似乎有点矛盾）使用民族语言的过程中（如果法语作为载体，法国宪法在赋予其公民各种自由权利时，就表明法国公民有使用或接触法语的权利）。因此，1815 年维也纳会议最后法案承认了少数民族的存在，1867 年的奥地利宪法法案"基于教育、管理和公共生活"赋予了各省语言平等的权利。

尽管如此，直到 20 世纪中期语言权利的思想才得到国际习惯法的充分认可，主要是因为联合国于 1948 年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根据这一里程碑式的文件，"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宣言条款所涉及的权利和自由还包括接受公正审讯的权利、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自由的权利、接受教育的权利，以及"自由参加社会文化生活"的权利等。上述权利和宣言中的其它多项权利一样，与语言这个维度有着重要的关系。接受公正审讯的权利意指被告理解指控的能力、与律师商谈的能力、遵循法庭程序的能力，以及为自己辩护作证的能力。同时，这似乎也表明政府有责任要提供所需的翻译人员。

这种语言权利显然与个人有关，但有些权利很难被界定为个人权利。教育就是一个合适的例子：教育最终与个人有关，是通过被称作学校的教育团体进行的。多数语言学家会认为，除了家庭以外，学校是学习语言最重要的场所。因此，学校对民族政治而言极为重要——正如美国城市市区学校的任何一名董事会成员所熟知的那样。接受教育的权利指的是孩子们用某种特定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吗？如果附近地区没有别的使用指定语言的孩子，很可能是没有，那该如何呢？即使实在要采用，然而在政府有责任解决他们的语言需求之前，有多少家庭被要求定居在指定地区呢？在教育中使用本国原有的语言与使用移民者引入的语言之间有差异吗？政府有责任帮助新来者学习国家指定的语言或其它语言吗？参加文化生活的权利指的是政府有责任支持某种特定文化，并使之繁荣吗？接受外语教学的权利可以被视作是与整个世界交流的权利的一部分吗？

我们已经注意到，政府在相关社群或国家实施能满足需求的语言政策往往需要大量的资源——多数人认为在别处可以得到更充分利用的资源，或是许多国家并没有的资源。因此，如果要在法庭上或教育中使用多种语言，那就要求政府能进行积极肯定的干预。但有些语言权利指的只是免于负面关注的自由。在有些国家，人们被禁止在公共或工作场所使用自己的语言，若有违反，甚至会遭到惩罚。好几年前，许多美国印第安人事务局办的学校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严格禁止使用土著语言。《纽约时报》2003 年 9 月 21 日刊登了一篇反映彻罗基语现状的文章，文章引用了彻罗基部落首领乍德·史密斯的父亲的话："如果你（在学校）说这种语言，就会用肥皂洗净你的嘴，这么做是为了摧毁这种语言，而且还很成功。"如今，在总数为 10 万的彻罗基人中，只有 8000 人会流利地说彻罗基语，他们的年龄基本都在 45 岁以上。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更严重的例子：土耳其人对库尔德人的语言限制，以及日本占领朝鲜半岛时对语言的限制等。

1948 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的许多条款，在 1976 年生效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有较为详细的说明；此外，在经联合国成员国广泛批准的《儿童权利公约》（虽然美国对此公约迄今为止还未予以批准）和联合国大会 1992 年批准的《隶属少数民族或宗教与少数语言族群的权利宣言》中也有所体现。但是上述文件都是针对个人权利，而没有直接解决集体权利的问题。许多法律专家不承认集体权利的存在，因而不认为政府有责任保护少数民族群体，他们只是认为少数民族成员的个体权利受到威胁时，政府应该承担保护的责任。《欧洲地区语言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的通过确实是部分承认了集体语言和文化权利的存在，但集体语言和文化权利与个人权利之间如何协调仍是一个现实的法律问题。我们很容易想到或找到这样的例子：政府如果希望给予少数民族群体在一定的地域内特殊的保护，那么就会侵犯地域内其他少数民族成员的公民权利（如爱沙尼亚和巴尔干半岛国家）。此种主张一直是导致法律冲突的根源，法语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正式化就是一个例子，结果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当地占多数的说法语者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永久性地改变了当地的文化环境。

1974 年的刘-尼科尔斯案在美国家喻户晓。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学校管理者没有履行提供平等教育机会的义务，虽然对学生一视同仁，但应该有义务帮助听不懂英语的学生。由于不清楚究竟至少需要多少帮助，对此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英语的非母语使用者有权利接受各种帮助，以能够享受公共服务、参与选举等其它各种活动方式，这一点在法律上是有明确规定的。

然而，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如果国家根本就没有为少数语言族群提供特殊服务的资源——确实没有足够的钱供人人都上学，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如果一个国家承认多种官方语言，但缺乏提供其中某一语言服务的资源，情况又如何呢？语言权利很大程度上就好像是一种奢侈品，只有那些高度发达的国家能用得起，有足够的资源支持语言多样性。或许目前对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来说，我们所能希望的最好的对策是停止迫害和歧视少数语言族群的成员。

七、语言变迁

我们已经注意到所有的语言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语言为之服务的目的发生改变，语言也就跟着进行变革；社群发生变化，语言也会跟着发生变化；语言集团内部各群体的影响力和集团之外的语言影响力的增强或减弱，也会导致语言发生变化。虽然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把语言变迁看成是一个自然过程，但大多数语言的变化都是人为具体干预的结果。因此，近年来英国语言学家所观察到的港湾英语的出现（在城市中出现的普通的言语模式，以大规模迁移为特征，被传播到国家的其它地区）部分是因为大众传媒作用的结果，尤其是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如果没有电视和电影，升调模式不可能在全国普及。这种现象最初是在加州山谷女的言语中被发现，随后在美国各地，尤其是在女性的言语中被观察到。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有人特意把标准的英语元音读成复合元音，或形成新的美式语调：这些事情只是发生过，但有时人们确实会干预，并对语言变化进行规划，而且频率之高或许已超出我们的想象。

一旦一种语言作为学校的教学媒体和工具，那么这种语言就被赋予了强大的影响力和权力。这种语言可能会在好几代人的时间里起支配主导作用，因为人们用它来经商、创造文学作品、在不同种族间通婚、抚养以此作为第一语言的孩子。语言政策研究人士认为教育是实施语言政策的一个重要领域。因此，19 世纪美国在公立学校中使用英语的政策使得英语成为了美国的主导语言，从而减少了其它各种语言的影响。学校不仅能够选用某种语言并排除其他语言，而且还能够传播某种语言的标准形式。在《德伯家的苔丝》中，托马斯·哈代把苔丝对标准言语的掌握（相对于文盲使用的多塞特言语）视作是接受了初等教育的结果。这种标准语又因政府官员使用相似的言语形式而得到了发展和提升。尽管在标准化的过程中可能没有一种具体的动因，但历经几百年的英国标准英语的诞生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规划的，国家不仅制订相应的语言政策，并付诸实施。此外，标准书面语形式的出现使得语言政策的实施得到了加强，而标准书面语形式也因此通过政府机构和印刷机被永久保留了下来。

我们可以把上述做法和政策看作是语言规划形式。语言规划是指为了实现特定目标，有目的地构筑一种语言及其使用范围的过程。语言规划一般分为两种形式：地位规划和语型规划（学者们有时会把语言习得规划看成是第三种独立的语言规划）。地位规划旨在改变一种语言的地位：从多种语言中选择一种作为学校教学语言就是地位规划的一个例子；一所中学决定不再把法语当作一门外语来教授，而让西班牙取而代之，也是一个例子；说不同语言的夫妻决定让孩子说 A 语言而非 B 语言的例子也是如此。尽管我们认为语言规划一般主要是指在政府和官僚机构领域，但在家庭，甚至在个人身上其实也有细微的体现。

语型规划涉及语言形式的选择，或是用某种方法对语言进行修改。显然，对口语进行语型规划十分困难（虽然有不同看法，但英国广播公司最初试图使播音员的言语标准化，坚持不再把不定式分开的决定，既是语言的语型规划，又是地位规划），而对在较正式场合使用，并易于控制的书面语进行语型规划就比较容易。例如，几年前，停止在荷兰语中用大写字母写名词的语言政策（当然德国人仍然用大写字母写名词）就是一个例证。这种对语言的修改（在荷兰书写体中如果不能把名词写直，申请工作的机会往往就会丧失，因此语言简化也就成了一种民主化的形式）能够得以成功实施，部分原因是人们愿意这样做，还有各学校、政府部门、出版社及所有其它国家机构间的大力合作等。荷兰语的例子虽然只影响文字系统，但有时也会被推广至口语——先在书面语或官方言语中做出修改。

一般说来，地位变化会带来语型变化。在多数情况下，这两种变化是关联的、互动的。语言规划最好的例子之一是现代希伯来语。这个例子经常被相关文献所引用。现代希伯来语起源于古代语言的形式，这种语言形式在 19 世纪中叶仅限在宗教仪式中或学者们使用。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定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开展了许多有关语言的讨论，商讨未来自己的国家该采用何种语言的问题。在希伯来语复兴先驱埃利泽·本·耶胡达及相关人士的影响下，他们决定使用希伯来语，不过是经过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希伯来语。鉴于原来没人把它当作母语，因此就得把它引入学校教育，同时也要确保在家庭中使用。首先掌握希伯来语的必然是年青人，结结巴巴说这种语言的老师和家长们也要通过孩子们把它变成流利的成熟语言。

当然，这需要大量的新词汇，因而就建立了一个希伯来语语言协会来介绍新词汇。学者们翻遍了《圣经》和其他著作，寻找那些能被赋予现代意义的古词。如果没有希伯来语《圣经》，他们也会查找其它的古代语言，有时是阿拉伯语，有时是其它语言。因此，选择希伯来语的过程，是语言地位规划和语型规划的结合。与上面所说的有相似之处的一个例子发生在印度尼西亚，同样采用了地位规划和语型规划相结合的政策。二战以后，在荷兰人撤离前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奠基者们决定把贸易语言马来语作为国家的官方语言，而没有选择当地使用人口最多的爪哇语。马来语虽然没有爪哇语那样具有千年文学历史的语言资源和标准形式，但普遍被当作第二语言或附加语言。由于马来语缺少爪哇语所具有的强烈民族认同感，因此对多民族的印度尼西亚来说，是一种更合适的、有助于促进交流的载体和工具。但把马来语改变成为现代印尼语，需要一个标准化过程和发展过程，需要在各个层面进行广泛的规划和积极的干预。

当然，现在绝大多数语言的规划并不像上述例子那样宏大、雄心勃勃。但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大多数这样的变革除了需要一种强烈的自愿意识之外，通常还需要强有力的实施手段。从希伯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等例子中获得的经验和教训正鼓舞着许多人努力去复活小语种，例如在欧洲就是如此。但仍然矛盾存在：语言不能被应用到没有术语的领域，然而很大程度上没有经济的和思想的刺激，术语也不可能得到发展。

作为一个说明，我们也要提一下一个有趣的例子，这个有关语言规划的例子发生在美国。诺亚·韦伯斯特在编写词典时（编写词典是语言规划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明显采用了一种稍稍有别于英式英语的新形式。他强调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出一种明显具有美国特征、与美国人的抱负和国家认同感相一致的习惯用语。他的目的是属于思想层面的，与经济无关，旨在使语言变得不同，而不是改进语言。

与这种仅限于建立独特民族认同感的做法截然不同的一个极端是，梦想找出一个解决世界上语言差异性的计划方案。有些人把英语的脱颖而出看成是一种解决方案。在英语世界所提供的广博文化资源及经济资源的辅助下，英国议会、美国政府机构等地位规划组织正力图使这个方案成为现实。有的则设计出一种像世界语那样的完整语言，以此当作跨越语言差异和障碍的桥梁，还有一些意识到语言差异性的人则关注不同语际间的意义转换，通过笔译和口译来实现这种转换过程；然而也有人强调语言学习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是被学者们称为中介语或语际语的具体表现，是不同语言之间的一个协调过程。

八、世界英语

一定程度上，只有一种人会认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用一种语言就能处理所有事务，这种人就是说英语的人。英语能得以广泛传播有很多原因。这其中有殖民主义遗产和欧洲扩张历史的原因，但多数人认为主要原因是在于先英国、后美国的持续发展的经济实力所致。这种经济力量进而转变成为教育力量：过去一个半世纪里，美国由于十分强调高等教育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从而建立了很多在英语世界里具有极大影响力和声望的教育机构和科研组织。今天，英语国家和英语企业在国际金融、世界贸易、科学研究、文化产品（出版物、音乐、电影等）、电信、因特网以及其它很多领域中占据着支配地位，而英语的推广应用又进一步提升了在其它领域的实用性。那些渴望拥有权势的人同样也渴望掌握英语：无论在何地，一个人从事任何一种职业，如果想要不断地前进，早晚都会有想要掌握英语的愿望。

许多美国和英国的社会学家认为这种现象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以致于完全忽视了语言的差异性。对语言差异性缺乏重视，再加上英语强大的影响力，导致了美国、英国乃至整个英语世界从总体上对语言学习的轻视。此外，这种现象还使得英国和美国极易受到某种偏狭情绪的影响：不能听取其它不同的声音和意见，而且当有人用英语以外的语言就国际事务发表不同的观点和意见时，就听不进去，就不能接受。

近年来，英语的非母语使用者人群的大量出现，使得非母语使用者的人数超过了母语使用者。世界上出现了一种全球英语。使用者利用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的标准形式（也用澳大利亚式英语或世界其它一些地区的英语形式），创造出了一种虽没有原来的形式那么胆大、习用，但却更普及、易于理解的语言。而另一方面，出于为地区和当地服务，英语的地区性和区域性使用（比如在印度）正在造成一种异化的局面，而不是同化，最终导致了各种明显不同的地域英语形式的出现（事实上，有人宁愿把"英语"说成是"各种英语"）。

纵观历史，有些语言曾在世界部分地区拥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只是在它们的使用者失去经济和政治权力，而其它语言逐渐兴起并取而代之的时候，这些语言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拉丁语的兴盛和消亡，以及后来的法语就是如此。英语的未来是否会像那些区域性语言？还是凭其广泛的应用范围战胜对手，致使对手们都把它作为一种工具去争取权力？专家们持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英语的影响范围广，但深度不够；有的则认为，英语同化为一种为精英人士所用的全球性语言的速度有多快，那么它异化成彼此不能理解的各种语言的速度就有多快；也有人认为英语仍会保持它的支配和主导地位，尽管这是不平等的，支持大同化的。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世界上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不说英语。

九、国际交流的语言

有没有，或者是否应该有其它语言可以取代英语成为国际交际语（混合语）呢？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上还没出现过任何一种能处理国际事务的支配语言。人们普遍认为，语言差异性在世界范围内阻碍了商业、外交、科学研究领域以及其它所有各种形式的国际交流活动的发展和进步。不能用语言进行交际，常常会被看作是战争的导火线之一（今天我们也能认识到，说相同语言的人之间的战争和说不同语言的人之间的战争一样凶暴），因为使用同一种语言会被看作是对维护和平的一种保证。但那又会是怎样一种语言呢？世界上的任何一种主要语言都代表着一个特定的国家、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无论使用哪种语言，都会赋予语言所代表的国家一定的特殊优势。在 19 世纪，随着通信业的发展，逐渐壮大的中产阶级人士使用各种通信手段的机会越来越多。令人注目的是，人们在这期间开始努力尝试，旨在创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语言，一种不为任何权力群体、意识形态或民族所特有的语言，一种比受例外情况限制的民族语言更易于学习的语言。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进行着语言的创造活动（这些人包括像笛卡尔、莱布尼兹、牛顿等知识巨人）。世界语的发明是一次相对较为成功的尝试。

如今，世界语仍继续被用作是为实际目的服务的语言，如充当行业交流语言，或作为文学翻译语言等。与实际应用相比，世界语在理想追求中同样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工人运动中，它的影响力就十分强大，而且曾一度在新成立的苏联深受欢迎——直到斯大林在 30 年代的大清洗中清除了世界语领导人为止。由于世界语是犹太人创立的，且拥有大量的犹太追随者，希特勒把它作为头号打击目标，他在自传《我的奋斗》中对世界语进行了大肆指责。今天，世界语已被建议作为联合国的语言，作为打破欧盟的工作语言选择僵局的一种中立手段。此外，它还被宗教团体和世界和平组织所广泛使用。用世界语原创和翻译的文学作品非常丰富（世界语语法简单，表达细致入微），甚至约有 1000 人将它当作母语使用。

最初提议世界语，是为了给克服不同国家间的交流困难提供一个解决办法。如今，它更是被提升成为一种促进国际交流的公平的、中立的手段，它可以替代使用英语的缺乏公平的方法，因为使用英语对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有利（对那些有造诣的英语非母语使用者也有利）。不管怎样，有一点是肯定的：通过使用世界语来增进对世界的了解的方法，可以引导众人去体验和认识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思想，而不只是那些全球英语主流文化所偏向的地方和思想。这种理念本身不仅是一个学习世界语的最好理由，也是利用世界语从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研究世界复杂性的一个充分理由。英语在这方面很大的一个缺陷是，即使是通过英语媒介的学校交流活动也让说英语者感受到一个其它国家的孩子们眼里看到的世界，因为判断其它国家的孩子的自尊心部分是根据他们掌握美国语言的情况来衡量的，他们渴望满足和快乐的意愿是隐藏了，而不是促进了他们对真理的探求。事实上，所有通过语言的互动（包括世界语）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意识形态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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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 2005 年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