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黄修毅：分析称上海话日渐衰落 当地青年越来越少说方言

上海闲话abc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7-28/153620776323.shtml

7月初，广州市政协向广州电视台提交建议，要求大幅提高普语在广州电视台的播出比例，降低粤语播音比重，引发了民间社会的巨大凡响。这触发了近年来一直盘踞在广州人对本土文化消失的深厚焦虑。六、七月的广州，从大众媒体到网络世界，“保卫粤语”的声浪，如七月骄阳，持续高涨。

　　在多元共存的诉求下，为保育古老、长期独立发展的粤语，捍卫粤语连接的独特文化和生活方式，年轻的广州人投入了理性、持续的热情，并得到了来自以香港为首的海外粤语地区的广泛支持，乃至触发了其他城市对本地文化与方言处境的话题。

　　与广州年轻一代蓬勃的捍卫粤语行动不同，早在2005年，上海就发出“保护上海话”的浪潮。但同样是方言，在不同城市价值观以及讨论空间之下，却有各自的故事。

　　上海人衰落上海话？

　　2005年以来，针对社会上种种关于 “上海话要消失”、“孩子说不来上海话”的担忧，上海掀起了一股 “保卫上海话”的浪潮：上海话播新闻、上海方言地图。与广州不同，绘制上海话的保护，更多是学界、官方层面的吁请。

　　南都周刊记者 _ 黄修毅 上海报道

　　在《新老娘舅》的录影棚，“柏阿姨” 柏万青居中而坐，左右一对鲜红的长沙发，像两只张开的血口，一对势不两立的老夫妻对面而坐，一个操苏北口音上海话，一个说本地话，为了丈夫新招惹的女人拌嘴蛮缠，要“老娘舅”给个公道。

　　“老娘舅”，在上海话中有“和事佬”的意思，在这个四壁刷上了“和”与“仁”的模拟客厅里，柏阿姨穿一件花短褂，一头烫卷的短发染成深褐色，身形发福，但两瓣薄唇能说会道。这位典型“居委阿姨”形象的中老年妇女就是上海滩闻名的“老娘舅”，愣是把录影棚变成了断家务事的公堂。

　　这档晚间六点半黄金档播出的节目，开播两年半，一直位居上海地区收视率“前三甲”，也是除影视剧和戏曲外，运用上海话最多的电视节目。

　　在周立波和“大哥”关栋天爆出不合之后，“海派清口”元气大伤，兰馨剧院外的黄牛也牛不起来了。从静安寺街道出身的“人民调解员”柏万青(柏阿姨)，让上海话重归市井，支撑着大众媒介上的上海方言形象。

　　但是，今年7月，原计划在卫视频道播出的柏万青新辟栏目《一呼柏应》仅试播一集，就因“观众反响不佳”，而被打回了本地频道。国语勉强“开张”的柏阿姨也得以重操上海话。

　　语言排外是市井的反抗？

　　《新老娘舅》的制片人尹庆一，十年来一直操持着上海电视台的谈话类节目，从和晶主持的《有话大家说》到“老克勒”(上海话：洋派的老男人)林栋甫担纲的《三人麻辣烫》，摇摆于普通话和方言之间，在他看来方言节目所受的局限更大。

　　“现在的柏阿姨，我们不说她是主持人，而是嘉宾。”因为按照《中国国家通用语言法》的规定，使用方言主播的节目都须经过省/市级广电局审批。尽管2008年，曾有上海市政协委员提出上海话播新闻的设想，最后也不了了之。

　　柏阿姨一腔入肉的本地话，调解嘉宾因子女赡养老人、兄弟财产分割、夫妻婚姻问题产生的矛盾。从夫妻间的私房话，到弄堂口的家长里短，都被捅上了电视。

　　“上节目的市民嘉宾使用方言，并非从节目的真实感考虑，而是为了让调解双方交流更顺畅。毕竟老百姓离开了上海话，连有些意思都表达不清了。”尹庆一说。

　　在节目的录制现场，记者目击了女嘉宾垂胸顿足，大骂出轨的丈夫。压低遮阳帽、蛤蟆镜遮脸的男人瘫陷在沙发里，承受着柏阿姨“你闯穷祸了，从今起活该在家做灰孙子”的当头棒喝。

　　长期以来《新老娘舅》维持在百分之七到八的收视率，据尹庆一分析，主要贡献来自那些月收入在一千元以下，生活水平处于社会底层的市民。

　　自诩“以底层社会的思维和趣味”书写上海的《新民晚报》专栏作家李大伟，更是曾下过“说上海话就是没文化”的论断，被汹汹的口水淹没。

　　他在《新英雄闯上海滩 不限户籍个个精英》一文中称，“到浦东，尤其是陆家嘴，都说普通话。”以此来标榜普通话的日渐强势，与外来精英涌入的联系，也扭结了部分老上海人心底从浦西向浦东优势倾斜的心理定势。

　　相比出入陆家嘴写字楼的“新上海人”，一进电梯就被托举到这个那个“中心”之巅；而在弄堂口捧个饭碗，披一袭睡衣，东家长西家短“嘎三胡”(唠嗑之意)的“老上海”，仰望登高还须付出150元门票的金茂，只能咬牙而过。向来把外乡人称作“阿乡”(乡下人)的上海话，几乎成了他们唯一能充作与生俱来优越感的护符，却难以抵消掉坚守在上海的立身之地所要承受的高昂生活成本。

　　一位爷爷辈从宁波移居上海的刘女士，在家中向来被称为“小娘”(宁波话谓小姑娘)，迄今家有亲戚社会关系未调回上海，无法享受医保福利，每次看病都须自己垫付，再回老家报销，每个月领着当地少到可怜的退休工资，却生活在上海这个消费畸形的城市里。在她眼中“形势正朝着根本性的方向在逆转，当地人在自己的家乡快变成弱势群体了”。

　　“上我们节目的几乎都是上海的弱势群体，对他们来说，面子在利益面前微不足道。”尹庆一坦陈，“他们经不住大道理的开导，反倒是柏阿姨用本地俚语点拨，充满了上海的生存智慧。”

　　对此，李大伟也不得不承认：上海人号称“门槛精”(精于算计)，“越是底层需要的门槛越多，因为门槛是种生存技巧，门槛精可以让自己生活的稍微好一点。”

　　终要被超越的上海话？

　　李大伟的父母都是山东人，上世纪60年代移居上海，自小长在刘少奇所创办的“托拉斯”大院，平日和父母辈说北方话，而同辈之间操一口上海话。一走出大院的门，则听不出他的口音来自哪里。

　　“一本高学历凭证，一本商品房产权证”，是他眼中上海人的身份证明，“小时候在学校，平时和上海师生相安无事，一旦谁闯了祸，就把脏水泼到外地人身上。”

　　这一逻辑的阴影似乎至今笼罩着他，因“说上海话就是没文化”引起的轩然大波，在他看来是“被上海人当了一次出气筒”。

　　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的凤凰卫视评论员曹景行也曾声援李大伟：在北方语言居主导的现代汉语写作中，南方作家处于劣势。什么样的语言才能准确表达上海？李大伟的探索需要大家“有开玩笑的胸襟”。

　　据长期从事上海方言研究的上海语文协会副会长、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钱乃荣考证：上一次移民潮，上海黄浦区真正的本地人只有6%，其他各区的本地人比例也都在20%以下，而最终，大量的移民语言都被上海话统一。“现在这次移民潮和上次有所不同，当时上海人大多只会说上海话，而且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可这次来的人中很多都是精英，且普通话已成为全国共识。”“外地人”因此甚至被部分激愤的上海网民看成是“鸠占鹊巢，要把本地文化赶尽杀绝的白眼狼”。

　　像李大伟这样的“新上海人”，本身就是上海移民二代，现今更在上海培育起了第三代。在他策划的《上海的前生今世》系列讲座中，直截了当地说“上海话不是本地话”，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上海师范大学语言学博士刘民纲教授的认同。

　　“上海话从古越语变成汉语的方言，语法和词汇跟普通话比较接近，而且越来越接近。有些上海话特有的词汇正在逐渐消失，被北方方言的词汇所替代。上海语音也越来越接近普通话，很多音正在逐渐消失，很多字的读音越来越接近普通话。”刘民纲说。

　　为什么不愿意学一点上海话

　　在香港生活多年的闾丘露薇，已经习惯了在英语、粤语、普通话乃至上海话之间的切换。“在凤凰卫视，出去采访说普通话多些，同事之间，主要说英语、粤语，有时遇到老乡，则会闲说两句上海话。”

　　当闾丘露薇从香港回到上海的时候，她下意识地用上海话开腔，有时得到的却是茫然的回应，双方不得不切回“国语频道”。

　　“在那一刹那，我会怀疑是不是在外面呆久了，我的上海话已不那么标准。”但实际上，她发现如今上海的年轻人说上海话已经越来越少，甚至有些小孩子都不怎么会说上海话了。

　　说什么语言，视谈话对象而定，这几乎已成为流动性广泛的现代社会中的一条生活准则。“在公共场合一般说普通话，在有外地人在场的公共场合一定说普通话”，也是大多上海人遵行的原则。

　　自上世纪50年代国家倡导“说普通话，做文明人”以来，孩子们在学校里说普通话，父母家人在家中也配合着说普通话，甚至舌头已不活络的老人也用“搭僵”(上海话，意为僵硬、糟糕)的普通话哄儿孙辈。“到头来，他们已经不习惯说上海话了。”钱乃荣说。

　　五星体育的上海话节目主持人、80后小乐也承认：“现在能连续说五分钟上海话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像他这样从小开始对上海滑稽戏痴迷的年轻人在学校里已属异类。

　　“但是，‘团团门’事件点燃了上海人语言自豪感的灰烬。”小乐这么认为。

　　去年年底，上海电台直播的动感101《音乐早餐》节目收到一条听众短信：“求你们不要说上海话了，我讨厌你们上海人。”主持人晓君当即回应：“请团成一个团，以圆润的方式，离开这座让你讨厌的城市，或者你讨厌的人的周围。”

　　主持人晓君的这番言论，被网友标签为“骂人不带脏字凸显素质低劣”，也让上海话所搜刮的屈辱感，再次沦为众所攻击的对象。“方言的使用是顺其自然的事，如果掺杂过多文化心态，反而会影响正常的人际沟通。”闾丘露薇说。

　　尽管自2005年始，针对社会上种种关于 “上海话要消失”、“孩子说不来上海话”的担忧，上海掀起了一股“保卫上海话”的浪潮：上海市教委发起了“上海方言保护性调查研究课题”，上海市语委也策划了“上海方言地图”的绘制。在这方面先行的专家如钱乃荣，则积十年之功编出一本《上海话大辞典》，2008年更鼓捣出一套上海话拼音输入系统。但是在钱乃荣看来，这些措施为时已晚，更紧迫的是上海话长久以来的使用失范，“是上海人使上海话走向衰落。”

　　对于这一波粤语保护浪潮，钱乃荣对比上海话，认为“虽然广东的方言更为芜杂，但是他们有香港的标尺，广州话就可以向着那一套约定俗成的规范靠拢。”现在钱乃荣每周在本地报纸上专辟沪语写作版，推广上海话。

　　这种从官方、学者自上而下的“方言挽救”法，在李大伟看来，并不契合上海商业社会的契约精神。“上海话是带有工具理性的，工作语言和社交语言的分离是上海话发展的大势所趋，就像香港人那样，上班不得已说英语，生活中见缝插针地说粤语。”

　　立志坚持上海话主持风格的小乐，一边庆幸自己“上海话的语言思维保持得很好”，一边不禁质疑，身在上海的外来者为了在外企打拼乃至出国，愿意付出巨大的努力考托福、雅思，为什么不愿意学一点上海话，以融入上海的本地文化呢？

　　对此，另一个声音也在网络上喧嚣尘上，“在上海这个不会说上海话完全混得下去，不会说英语却万万不行的城市，不说上海话又能怎么样？”


上海老城区的一个里弄，买菜回来的邻居习惯用上海话在聊天。

上海闲话abc

部分广州青年强调粤语连接传统文化理应保护

7月初，广州市政协向广州电视台提交建议，要求大幅提高普语在广州电视台的播出比例，降低粤语播音比重，引发了民间社会的巨大凡响。这触发了近年来一直盘踞在广州人对本土文化消失的深厚焦虑。六、七月的广州，从大众媒体到网络世界，“保育粤语”的声浪，如七月骄阳，持续高涨。

　　在多元共存的诉求下，为保育古老、长期独立发展的粤语，捍卫粤语连接的独特文化和生活方式，年轻的广州人投入了理性、持续的热情，并得到了来自以香港为首的海外粤语地区的广泛支持，乃至触发了其他城市对本地文化与方言处境的话题。

　　与广州年轻一代蓬勃的捍卫粤语行动不同，早在2005年，上海就发出“保护上海话”的浪潮。但同样是方言，在不同城市价值观以及讨论空间之下，却有各自的故事。

　　粤语保育中的土著先锋

　　在这场关于粤语存亡大争论中，年轻的广州土著们开始走上台面，身体力行地支撑起粤语保护的热度，新一代广州公民正在成长。

　　南都周刊记者_许十文 实习生_吕睿 石萌萌 李先煜 广州报道 摄影_孙炯

　　邓小莹生于1986年，是一个典型的广州女生：小个子，热衷寻乐，喜欢在桌面游戏吧消闲。不过，跟一般的——或者说过去的大多数广州女孩——不同的是，她的网络相册没有堆砌美食和嘟嘴的照片，而是列满了不计其数的关于广州的图片。其中，她最喜欢的一组，是在陈廉伯公馆(广州一幢老建筑)里拍的夕照。

　　陈廉伯公馆位于广州老城荔湾区龙津西路，一条传统巷道的尽头，公馆里装饰着流线型、造工考究的大理石旋梯，但已灰败破旧。“我好中意映夕阳。点解？靓咯，金光弥漫。(我很喜欢照夕阳。为什么？漂亮啊，金光弥漫。)”邓对《南都周刊》记者说。

　　生活在广东的人，大多喜欢用“靓”和“点解”来表达美好和疑问。从2008年开始，年轻的广州人一轮一轮地在将拆或已拆的旧城区街道中游走，用镜头或录音笔，漫画、短片和音乐去发掘本土广州的“靓”，同时在网络上发出“点解”的集体感叹。

　　最新一次“点解”的热门话题，集中到了“靓”字所属的方言本身。从6月至今，粤语何去何从成为了广州最热门的话题，邓小莹和另外数十个年轻人，在广州市中心公开唱了三首粤语歌，迅速成为了省港澳媒体的报道对象。在网络世界，更多年轻人用漫画、视频、音乐和评论去诉说粤语的“靓”，但是，多年来一直未得到解答的“点解”，却未必全部得到答案。

　　关注旧城的80后

　　邓小莹和几个伙伴组合了一个叫做“广州旧城关注组”的小团队。他们大多在1985年前后出生，有各自的网络名号，除了两年来一直坚持节假日到广州旧城区记录、拍照的“萤火虫”邓小莹，还有“一世”、“上山爱”、“熊猫”……对于互相认识的原因，他们对记者开玩笑地说，“我们沿着广州地铁相遇”。

　　“我八岁的时候搬离了老城区的家。地铁拆迁，中山四路的骑楼和茶楼全部没了。”邓小莹现在住在广州北部的一个现代楼盘，但到现在，她还在怀念童年的广州。“以前每天都会去喝早茶。现在没有去了。为什么？我们过去会为欣赏一个茶杯去茶楼，会为了听一首(粤)曲去茶楼，会为了吃某款点心去茶楼。但现在那些(新建的)茶楼？得个‘靓’字。”

　　在广州粤语的语境里，“得个‘靓’字”意味着“除了(外表)漂亮什么(内涵)都没有”，而天河等新建的玻璃幕墙城区被一些老广州认为不是正宗的广州味，也有这方面的原因。邓小莹们害怕失去的，还有各种带有微妙文化含义的词汇，譬如“湿滞”：既是广东人养生中医的术语，又可以指“麻烦”——湿身的尴尬，迟滞的顺利，都是典型的麻烦事。

　　“广州旧城关注组”的组成，是在今年3月。在此前一个月，广州宣布将用10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广州的旧城改造，划出了横跨三大老区的改造区域。这个消息迅速在广州人当中传开，而邓小莹发现心中的至爱，广州南华西地区的老房子也在改造范围之中。“我经常到那边的老房子拍照，里面的漂亮真的很难对你解释清楚，为什么一定要把它们拆了呢？”

　　像邓小莹，像“广州旧城关注组”这样的团体，在今年上半年的广州市越来越活跃。2月以来，谢文君、“声·鸣”行动小组、“恩宁路-民间关注小组”等纷纷在广州旧城区举行记录或纪念活动，而正在学校读书的肖朗，还曾试图为恩宁路的改造提供一份来自民间的独立规划。他们，都是80后。

　　邓小莹们担心，广州传统文化，包括中西合璧的岭南骑楼和粤语，还未被理解、传承就会消失。“甚至那些90后的广州小孩也不懂得这些(老广州文化)。他们会出来满腔热血地说支持粤语，但讲到具体粤语的历史，或者一些词汇、歇后语的意思，他们就得去Google了。”“熊猫”忧心忡忡地说。

　　年轻人们还记得，旧城改造规划的发布是在春节前，各界有15天征求意见的时间。“广州旧城关注组”的几个年轻人赶紧给规划组写信，陈述理由，希望有关部门能接受他们的咨询。在旧城改造开始以后，邓小莹过去的习惯变成了公共号召，至今在小组的豆瓣上，“广州旧城关注组”还在召集人们逢周日到老街区记录一切——包括粤语。

　　粤语保育2.0

　　在邓小莹的伙伴中间，“熊猫”是特别的一个。这个形容自己“经常胡思乱想”的男生，时不时会讲出一些陌生的广州市井俚语——尤其是那些年份稍旧的歇后语，譬如，“生滋猫入眼(看上异性)”。

　　类似的匪夷所思，或者妙趣横生的方言，吸引着广州年轻人参加过网上的粤语“考级”——各种由网友编写的粤语模拟考。近几年，很多热衷于粤语文化的人，推出了各种相关网站或者个人网页，供那些希望“复习”粤语或者对粤语好奇的网友浏览。像“粤语协会”这样的热门站点，内容由数名20出头年轻人调集，而像“羊城网”这样的本地人社区，繁体字、广东音字成为了通行的网络用语。

　　与很多关心老广州未来的年轻人一样，邓小莹经常向别人“推广”粤语。尽管广州新移民越来越多，她仍然坚持地向外地朋友一边翻译一边通过粤语交流，还送一些香港的粤语调侃节目给对方听。“慢慢理解以后，有些人就会觉得粤语好有趣，如今跟我见面一定要说粤语。”

　　不过，在这两个月里，围绕着粤语的网络气氛变得凝重起来。在广州本土年轻人之中，这个月流行着一首叫做“什么都拆，广州话不能拆”的 RAP。几乎所有被记者采访的关心粤语的人，都提及学校中粤语被排挤的情况，并表现出强烈的担忧。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则向记者坦承，有关部门尽管没有强行要求学生在课外说普通话，但普通话在学校里是否主流，是中小学校们被评级的“重要标准”。

　　在记者采访中，羊城网总编小劳是唯一的70后，生于1979年。在接受采访前几天，他和另外一个作者合作了一组关于捍卫粤语的漫画，立刻引来大批网民的关注。

　　小劳经常要删除人身攻击和歧视谩骂的帖子。工作繁复，但他不觉得这是在浪费力气。在采访中，他还想起了两年前的往事：广州市政府建议拆掉天字码头重建，引来了网友高流量的关注，一时间民意鼎沸，然后，该计划没有强行上马。

　　邓小莹曾经很激动，甚至为一些她认为匆忙上马的项目哭过。“对于粤语文化，或者广州传统文化，我最敏感的还是‘尊重’。我们都不反对推普，不反对旧城改造，越来越多人接受文化多元的理念，但是，这样就可以随意改造本土语言和文化吗？”

　　语言就是底线。各种“点解”被化成了声像和粤语字符，在广州的网络上流转。春节过后的5个月来，《正在消失的羊城》、《金声泪》、《南国泪珠》、《碎月神偷》、《广州广州》等作品在羊城网上短短几天就聚集起数十万的点击率，甚至来自香港、广西、上海、旧金山等地的网友也加入了讨论——“广州话，广州的建筑，广州的一切都承载了我们不可磨灭的美好回忆。这是我们的根，我们的归属。如果连自己的特色，自己的文化都保护不了，我们又谈什么发展呢？”

　　有些歌声则仅仅为了表达。7月11日，邓小莹和“广州旧城关注组”的组员们，通过网络召集，在广州的人民公园进行了一次“我为粤语大声唱”的“快闪”：近百个年轻的广州人一起唱了三首粤语歌，然后迅速消失。

　　尽管这些80后没有什么组织社会活动的经验，但并非没有权衡考虑—譬如，在反复的研讨后，他们把人数控制在百人以下，而且缩短了活动时间，力求不要对周围的环境造成滋扰。

　　“这些事情，我一般都不会让家人知道。不过，老师和同学会在网上对我说，哇！我在报纸上见到你。”“一世”对《南都周刊》记者说，“他们了解我，都知道我会这样做。”这个某NGO召集人，过去还曾向广州市市长现场赠送过一辆寓意环保的自行车。

　　在唱歌的当天下午，大批来自广东，甚至香港各大主流的媒体都在人民公园蹲点等候这些年轻人。在歌唱的现场，很多年纪大的广州人都加入了合唱，并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但邓小莹基本上是匆匆回避，连姓名都没有留下。

　　不过，在唱歌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出乎组员意料的事情：几个更年轻的少年故意打出了一幅意指粤语与普通话对立的标语，吸引了记者们的镜头。香港的媒体在第二天纷纷放大了这一点，组员们却认为这是最大的遗憾。

　　“说普通话，做文明人。”“熊猫”至今还记得读书时学校的标语，“我说粤语就不文明了吗？再反过来说，如果我自愿说普通话，也不是什么都文明吧？”

　　现在，唱歌的视频还能在组员的豆瓣上找到。为了补救，组员们特意在视频下加上注释：现代文明社会讲的是包容和尊重，但是包容和尊重是彼此的，所谓的狭隘者正是缺乏这两样东西。我讲粤语，我也是文明人。

　　并不是所有的“挺粤者”都一味地“唱好广州”。同样是年轻人组合的粤语HIP-HOP乐队“讲者”，在这个哀愁密布的时间段，写了一首有关广州负面的《广州广州》，一方面抒发了越发浓烈的本土意识，一方面又批判，广州本土人对自身的缺点还过于宽容。

　　不过无论何种方式歌唱，始终离不开少年们被割裂本土文化的苦痛。披着长发，瘦削的创始成员VYAN曾经说：“现在大家提起广州的代表，无非就是东山、西关，但其实这些地方现在已经只剩下名字而已，那些历史的影子早就没了。像北京、西安这些同样有历史的城市，大家都能找到一些古老的城墙或建筑，广州原本也有，但现在已经被拆得七七八八。”

　　广州的名嘴陈扬也曾形容说，这几年是广州城市建设历史上最重要的关头，旧城改造投入了100亿的资金，动迁60万人，影响58平方公里，“每个广州人，都应该勇敢地留下自己的声音。”

　　“粤语就是我父母”

　　7月20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各大媒体刊登了广州市市委副书记苏志佳的专访：“他们的声音反映了市民对广州、对岭南文化的热爱，同时，个别人所说的‘推普废粤’的情况并不存在。……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以及弘扬岭南文化的过程中，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不但没有矛盾，而且还可以相得益彰。”

　　这个晚上，邓小莹告诉记者，他们不会再专门围绕粤语展开活动了。在唱歌活动中得到“教训”的“广州旧城关注组”，将回到他们更熟悉的“旧城记”工作中去。

　　不过，穿梭于广州旧城区的更多年轻人们，已经有了各种新计划。网络上，有些年轻的90后准备走向街头，向市民派发有关粤语文化的礼品，表达自己对粤语的钟情—网络上对他们的活动有很多夸张的描述，但他们随后发表正式的声明—而不是用情绪来回击。

　　“我们选择的是一个不同文化背景的路人都比较平均的地方。无论他们说不说粤语，我都想说，粤语就是我父母。”18岁的礼物派送活动组织者在线上对记者说，“我不希望广州变成上海那样，几乎听不到上海话了。”

　　上海大学中文系的钱乃荣教授曾作统计，上海话中有特色的，在普通话中没有的单音动词，其中有74个已经消失，不再使用。“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闽南话、粤语，以及其他几乎每一种方言中。1896年香港出版的中英词典中收录的粤语词汇，其中有100多条现在已经死亡，被普通话取代。”

　　刚从北影毕业，《正在消失的羊城》的导演谢文君，正在拍一部关于粤语的新片。“我想记录下粤语的现状，还有上一代人是怎么看待它的。”他对记者说。

　　在中山大学，7月底也将举行一次粤语的朗诵会。有的90后，还在网上办起了粤语补习班。也有个别原先活跃在网络上的影音作者，感觉到不同的压力，对继续创作采取了观望的态度。

　　小劳，这个羊城网总编最近在琢磨《罗伯特议事规则》，而年轻人们在网络上为粤语集结，也被他看成是80后乃至90后的本土青年，正式成为广州公民的机会。

　　“他们从此有了社会责任心，他们会比过去更懂得思考。他们不是所谓白痴或者脑瘫的一代。广州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不同，他们知道自己是市民，而不是老百姓，他们是城市的一分子，而不是盲目接受指令。他们关心议题的时候，自由、包容、理性—这才是广州人的精神所在。”小劳说。


广州旧城关注组的几位成员，包括熊猫、Rainbow、萤火虫、上山爱、一世(由左至右)。